书中明确批判道：“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就像资本本身一样，都是性别盲目的。”（"Marxist categories，like capital itself，are sex-blind."，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涉及对家庭和家务劳动的分析，人们以此为依据，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性别是盲目的”。即没有看到女性的问题）在马克思形同上帝的时代，女性主义者照样给出了辛辣的批判。所以只靠马克思的理论无法解决女性问题。要解决女性问题，只能引进别的理论。那就是父权制理论。
在同一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许多女性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我从那些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打下了理论基础。
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2020年10月，你们都经历过“国情调查”对不对？图3就是国情调查问卷的一部分。
国情调查里有一条提问是：“9月24日到30日，你是否工作过？”回答的选项有“做了工作的人”和“完全没有做工作的人”，而“完全没有做工作的人”底下有一个次级选项是“家务”。
国情调查把“做家务的人”归入了“完全没有做工作的人”这一项。你们不觉得扯淡吗？
有人针对国情调查的问卷发出强烈的批判。我至今仍记得，1985年《朝日新闻》的读者投稿中有这么一条：“家务也算工作不是吗？看见国情调查的这个项目，我的妻子很生气。——50岁公司职员”。
《朝日新闻》把目光聚焦在这则投稿上，拿出报纸版面做了个特辑。当时负责国情调查的政府部门是总务厅（现总务省）统计局，报社向其咨询后，得到了极为冷淡的回答：“自1920年开展第一次国情调查起，一直使用同样的问卷，无法进行改动。”
图3 “国情调查——家务不算工作吗？”（出处：总务省统计局，令和2年国情调查问卷节选）
直至现在，国情调查还在用同样的问卷内容，而一般来说，为了观察长期变化，不能对项目做出改动。
只不过，那位“妻子很生气”的“50岁公司职员”的妻子应该很愤慨，觉得“家务也是工作，我也是劳动妇女”。难道我这个家庭主妇就不算“工作女性”吗？这个疑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崭露头角，而当时正是无薪劳动论在日本普及的高峰期。
常识会改变，社会会改变——30年后的《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如今过去了30年。我看了最近很热门的电视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不禁大吃一惊。故事讲的是不擅长做家务的公司职员津崎平匡请了有硕士文凭却找不到工作的森山实栗给自己做家政。某个时期，平匡的公司经营不好，他可能无法向实栗支付家政费用。于是平匡想了个绝妙的主意，要跟实栗结婚。只要结了婚，以后就再也不用出家政费了。对此，实栗毫不客气地拒绝道：“爱情是一种压榨。”
看到那个情节，我甚为感慨——原来过了30年，当时的“无理取闹”已经变成“常识”了呀。
那一刻我最先想到的是第一次主妇论争时期，当时名气极大的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在1959年所写的论文《现代主妇论》。因为实在太有趣了，我在这里引用一段。
假设我是单身人士。单身男人难以处理日常家务，便想请一个女佣。假如我给她开5000日元的月薪，她的年收入就是6万日元，可以被堂堂正正地算入日本国民总收入之中。再假设我给女佣的实物薪酬（伙食费、住宿费等）约为每年6万日元，那么她的全年实际收入就是12万日元。
“女佣”这个词在今天已经是歧视用语，但这是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正常使用的词语，因此我保留了原文。当时有不少男人因为没了妻子而生活不便，转而跟家里的女佣结婚。
再引用一段。
假设某年元旦，我跟那个女佣结婚了。她每天做的事情跟去年一样，还是打扫房子、洗衣做饭、照顾我的生活，但我不会再向她支付薪酬。如此一来，从我跟女佣结婚那年开始，日本国民总收入就少了12万日元。我只是跟我的女佣结了婚，国民总收入就减少了12万日元，这正常吗？
这番论述特别简单明了，甚至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先行一步。然而，都留重人的论点虽然极具挑战性，但可能因为属于少数派，在当时被所有人忽略了。我看到《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的瞬间，忍不住猜测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是不是看过都留重人的论文。她应该没看过吧。但是过了半个世纪，“常识”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
现在这个时代，家务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了伴随价值的劳动，甚至还能成为热门电视剧的话题了。
“单机育儿”这个词出现时，我的感动不亚于看到《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单机就是单人操作，指一个人操持所有工作。这个词还表达了工作负担的沉重及伴随而来的压抑和不安。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的内涵在于批判这一现象。在女人独自操持家务和育儿工作，并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时代，“单机育儿”这种词是不存在的。
这些用语之所以终于能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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