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了“女人独自承担育儿工作绝对不正常”的认知普及。最近的年轻妻子一听丈夫说“我帮你带孩子”就会爆炸。也许有人会莫名其妙地问：“为什么？”孩子明明是两个人制造的，一方说“帮忙”难免有推卸责任之嫌。不客气地说，如果连妻子愤怒的根源都无法理解，那个人就没有做丈夫的资格。
家务、育儿、护理都被称为“看不见的劳动”或“Shadow Work”（影子劳动）。现在，这些劳动正在“可视化”，正确评估“妻子贡献”的离婚财产分配和养老金分配，以及贡献值继承的相关法律和制度正在成形。
我感慨：“还是长命百岁好啊。社会真的在变化呢。”
市场有外围，市场依赖于外围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有项理论发现，市场其实存在着名为家庭的外围。市场乍一看是自成一体的，实际上则依赖于那个外围。
尽管如此，现代法学却以“社会建立在由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人构成的主权主体的基础上”的假说为前提。民法与合同法都是基于该前提制定的法律。所谓假说，就是无法证明，但“约定”了“就是这样”的说法。然而，针对“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主体”，女权主义提出了“等等，是骗人的吧”的质疑。
市场上那些自诩独当一面的玩家，其实都依存于市场外围的自然和家庭。女权主义提出的质疑就是：你们难道忘记了这个事实吗？
有句话叫“Like a single”（仿佛一个孤单的人），男人一旦走出家庭，就真的像个孤单的人，仿佛没有了家人和孩子，没有了任何家务、育儿的负担。然而背负着家庭责任的劳动者，也就是女性，则要在上班的午休时间思考“今天晚饭做什么”，要回忆冰箱里的储备，趁着休息时间买好食材。这些人都被称作“恋家劳动者”，可是那些一出门就丝毫不用思考家中事务、让人很想质问这种奢侈究竟从何而来的男人，却被视作独当一面的劳动者。
政治思想研究者冈野八代将其称为“忘却的政治”。被忘却的东西是“依存”。她指出，构成现代自由主义法学根基的独立个人不过是虚构的存在罢了。它建立在忘却了一个重要事实的基础之上，那就是忘却了自己也“依存”于一个家庭，而那个家庭实际还包括了无法自立的成员。可见，现在已经有人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对现代自由主义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
让社会可持续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
市场外围存在着什么样的活动？
市场内部发生的是物品（资本、服务）的生产与流通，其交换过程需要支付相应的代价，这就叫有薪劳动。市场外围发生的是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简单来说，就是孕育生命、送走生命的劳动。只要这种劳动发生在家庭内部，就是不伴随支付的无薪劳动。
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时具备物品的生产与再生产和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最近，“再生产”已经成为特指“生命的生产”的词，以下将遵从这一用法）。生命的再生产主要由女性进行。生产是男性的任务，再生产是女性的任务，这就叫作性别分工。
马克思的《资本论》几乎没有提及生命的再生产。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资本可以放心地把人的再生产寄托于劳动者的本能之上。
也就是说，劳动者会在鸡笼一样的房子里疯狂交配大量制造小孩，资本家无须担心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马克思写下这句话的时间是19世纪。
从世界史角度来看，19世纪是人口爆发式增长的时期。女性一生的平均生育人数为5人，甚至还有生了9个、10个孩子的女性。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的女性一辈子顶多生两个孩子。
马克思之所以不考虑人的再生产，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他也是受到时代制约的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马克思主义果真是诞生在19世纪的思想。
他的《资本论》中还有一句关于“生命的再生产”的犀利评价。
生殖就是生产他人。
这句话说得太妙了。如果能有这样的认知，家长就不会把孩子当成自己的所有物，并且试图去掌控他们了。
社会的存续需要生产与再生产，也就是物品的生产与生命的再生产。那么，这个生产与再生产又被放在了什么样的系统中？在我们的社会，物品的生产被安排在了资本主义市场之中，生命的再生产被安排在了名为家庭的父权制之下。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不同的系统，因此要分开看待。然而，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有时会彼此对立，有时又会联手合作。对历史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二者的关系是存在变化的。
工业革命初期，资本主义侵蚀了父权制。父权制的出现早于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登场时，父权制被动摇了。社会发生变动时，社会主流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变化速度更慢，而其周边的女性或年轻人则会更快发生变化。
工业革命兴起之时，被动员成为工厂劳动力的人群是女人与孩子。因为孩子也能完成简单的劳动，所以当时儿童受到了长时间的压榨。女性工厂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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