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者被称为女工。在日本，《女工哀史》非常有名，而初期的女性工厂劳动者多为已婚的通勤女工。即使她们是被父母或丈夫要求出来劳动的，能赚钱的女性依旧有了更强的发言权。如此一来，父权或夫权就相对削弱了。
于是在工业革命的初期，父权制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妥协。我们将其称为维多利亚王朝的妥协。在这一时期，首次制定了将劳动时间限制在10个小时的法律。此前每天被迫劳动12个小时甚至14个小时的劳动者现在每天最多只能劳动10个小时。虽然10个小时还是很长。除此之外，政府还制定了禁用童工的法律。说白了，就是用一系列规范来禁止儿童劳动、限制女性长时间劳动。
现在，14岁以下的儿童依旧被禁止劳动。我认为，既然禁止14岁以下的儿童出门劳动，那么实施禁令的国家就有责任让14岁以下的儿童吃饱穿暖，应该出钱养育14岁以下的儿童。
限制劳动时间和禁止儿童劳动乍一看都是福利性的法律。然而，这些法律的效果是将女人与孩子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取而代之的，就是男性。
初期的已婚通勤女工逐渐被未婚女性取代，她们被集中在工厂宿舍，进行两班倒、三班倒的长时间劳动。因为这样更方便管理。由于机器价格昂贵，不能让其配合人类的作息在夜间闲置，所以资本家就配合机器安排了劳动力，保证机器能够24小时运转。
信息革命时代的社会性别差距
后来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学工业的转变。当制造业的重心变为制铁和机器制造，人们开始认为男人更胜任熔炉前的工作，于是制造业逐渐变成了男人的事业。而家用电器这类需要精巧操作的工作，则动员了农村女性来完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就是汽车产业，而汽车工厂的人主要是男性劳动者。但是在瑞典沃尔沃公司纳入女性劳动者时，他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配合女性的双手大小，缩小工具的尺寸而已。
工厂劳动者并不一定是男性，也没必要将劳动者作为“公司员工”终身雇用，并向其支付“家庭薪水”（确保个人收入能够维持家庭运转的薪资）。甚至没必要给生产力衰减的高龄劳动者支付工龄补贴。资本家本来只需根据劳动者的生产力当场支付相应的薪资，日本企业却采用了劳资协调路线，维持着“男性养家”模式，现在被称作“成员型雇佣”。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但资本主义就是借其与父权制达成了妥协。这便是第二次妥协。
之后迎来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时代。信息与服务的生产不需要体力和力量，因此在IT革命刚兴起时，有人希望经济的软件化能够促成父权制的瓦解。也有女性主义者曾经期待“没有父权制的资本主义”。
信息革命真的消除了性别差异吗？根据实证研究，至少IT产业的性别差异并没有被消除，只是完成了性别的重组。即使在尖端的企业，男性也能得到更好的工作，女性只能被分配到不好的工作，形成了“男性分工和女性分工”。
性别、人种、国籍，这些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本来没有任何意义。然而我们都知道，市场为了得到更廉价的劳动力，会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市场外变数。在那些可利用的市场外变数中，也包括了性别。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极难对付的。
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诞生了一种雇佣劳动者及其无业的妻子，即家庭主妇的形式。家庭主妇的登场以职住分离为前提。现在（以著书时间为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居家工作，我们得以免去通勤的麻烦，但是要探究我们为何不得不承受通勤高峰期的地狱之苦，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住处与职场分开，而我们必须在两地之间移动。
现代之前，自己的住处就是生产场所。在那个时代是不存在家庭主妇的。前现代的日本，农业人口占据总人口的80%左右。当时绝对不存在农户家的妻子给丈夫做好便当，自己坐在屋檐下抱着孩子，说着“路上小心”送丈夫出门劳作。农户都是全家出动的劳动集体，不论男女老幼，只要能动弹的人都要下地干活。而那些腰腿不灵便的老头老太，就得在家里照顾孩子。
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雇佣劳动者，由于男性独占了这一角色，就产生了待在家里的无业主妇。她们在市场上虽是无业，但也是“要工作的女性”，并非无须工作。因为正如上文所说，家务也是劳动。只不过那是“看不见的劳动”，也是“无薪劳动”。
主妇的劳动价值几许——对GNP的贡献程度
如果要将主妇的劳动价值折算成货币，该怎么算？
联合国要求条约会员国合理评估家务劳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上，联合国要求会员国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中，以附属核算（Satellite Accounts，不包含在GNP之中，但应该附加经济活动贡献部分）的形式加入无薪劳动项目，并计算这个部分对GNP究竟有多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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