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阿哥弘历：宽仁治国的幻想与实际
我们今天评价乾隆时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也许会拿他的审美开玩笑，会拿他的诗文开玩笑，但我们很少会拿他的政治能力开玩笑。有一些人还会评价乾隆为中国古代最标准的专制君主，一台伪装成“人”的政治机器。但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神化乾隆，没有人天生就会搞政治或热衷于搞政治，弘历刚继位时，也只是个20多岁的缺乏实践经验的年轻人，他对政治的理解，也一样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那在乾隆懵懂的青年时代，他都经历了什么呢？他青年时代的政治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初入职场的新君
乾隆继位后，作为一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他浑身都充满了干劲，想实现自己独特的政治抱负。乾隆非常渴望证明自己，因此他在治国理念与用人思路上，都展现出了强烈的个人风格。
比如，他即位后不久就说过这样的话：
政令繁苛，每事刻覈，大为闾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乾隆元年三月十一日）
一个政府的法令如果既烦琐、又严苛，就会严重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朕很清楚，前朝过去的一些做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朕治理天下，不要繁苛，要的就是施行仁政、与民休息。
除了治国施仁政之外，乾隆在用人上也表达了自己的喜好，那就是重视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曾说过：
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朕身边重用的大臣，都是读书人。并且他还说：
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书要是读不好，就不配当官。
说实话，乾隆这套用人的思路跟雍正的是十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为雍正当年明显更偏爱那些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比如，雍正为了规范官员的行为，就找人写了一本教地方官员如何当官的教科书——《州县事宜》。那这本书是找谁写的呢？雍正找自己最宠爱的两位大臣——田文镜和李卫——共同编写的。这二位论行政，都严苛暴烈；论出身，都是纳捐花钱买官的出身，是监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读书人。放在乾隆朝，这二位不但不会成为模范官员，没准还会成为官场的反面典型。
那么乾隆这种“治国施仁政”与“用人重读书”的政治见解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显然和他登基前的人生经历是脱不了关系的。
我们可以大概回忆一下。弘历继位时25岁，他人生的前8年的经历在史书中基本是空白的。从9岁开始读书，到25岁继位，这些年弘历基本是在学堂里度过的。唯有的两个例外就是，在弘历12岁那年，他有8个月是和康熙一起生活的；在他25岁那年，他有3个月跟着果亲王允礼一起去处理西南的苗疆问题。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弘历在继位前，真正的政治实践时长只有3个月，他的政治经验是不丰富的。他对政治的理解大概率只有三个来源：爷爷康熙、父亲雍正、上书房里的老师们的教导。
祖父康熙的教导虽然只有8个月，但考虑到康熙当时在弘历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康熙晚年宽仁治国的风格对小弘历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现实是，乾隆也的确有模仿祖父康熙的倾向。不过康熙驾崩时，弘历只有12岁，其思想尚未定型。
与之相对应的，父亲雍正对弘历的教导及影响则明显要小得多。乾隆回忆过父亲雍正和他之间的某一理念冲突：
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父皇当年说朕性格太宽仁、厚道、善良，总是批评朕。这些批评朕都记在了心里，深以为戒。
不过乾隆虽然嘴上说记在了心里，可从他早年间的执政风格来看，他显然还是没把雍正的话当回事的。为什么呢？这大概是因为乾隆政治理念的形成，受到了上书房的那几位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今天提到乾隆的老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张廷玉。但其实老张是没怎么教过弘历的，他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帮着雍正处理政务了。按乾隆自己的说法，他真正的老师只有3个人，就是福敏、朱轼和蔡世远。其中，福敏是弘历小时候在雍亲王府时的老师，虽然接触得早，但没教弘历几年。而朱轼后来在康熙朝升任吏部尚书兼管水利，在上书房教书的时间也不算长。
因此，和弘历相处时间最长的老师应该就是蔡世远了。他从雍正元年(1723)六月起担任弘历的老师，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因病去世。13岁到23岁，弘历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是蔡世远陪他度过的。不夸张地说，两人的相处时间，比弘历和父亲相处的时间都要多。而且他俩的师生关系还非常好。乾隆继位后没多久，就追封已经病故了两年多的蔡世远为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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