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世远有7个儿子，除了一个夭折的，剩下6位都接受过乾隆的赏赐。聪明伶俐的，就保送当官，比如蔡家老二，以廪生 身份选入太学，后来慢慢升迁到兵部侍郎的位置。其他不善学习的，乾隆直接赏赐举人身份，一样可以当老爷。可见在乾隆的心中，他是非常在意蔡世远的。
那蔡世远本人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他对乾隆的执政构想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清朝官方史书上没有过明确的记载。但我们却能够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人就是雍正朝初年的云贵总督，杨名时。
杨总督是科甲出身，为官清廉，学问也很好，但他有一个缺点是会袒护乡绅，还会官官相护，是个典型的好好先生。于是，在雍正推行新政、打击官僚和乡绅知识分子时，杨名时总是有抵触情绪，出工不出力。最后，雍正就找碴儿把杨名时给革职了。跟杨名时情况类似的，还有我们的两位老熟人，就是影视剧《雍正王朝》中和田文镜叫板的李绂和谢济世 ，他们都是因为对雍正的改革有抵触情绪，最终都被免职了。
他们三位后来的经历都颇有戏剧性。他们被免职的时间是在雍正四年(1726)与雍正五年(1727)。当时的弘历只有十六七岁，考虑到雍正严格限制皇子与大臣的来往，因此，在理论上，弘历最多听说过他们三位，但绝不可能和他们有多少接触。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继位后，就把他们全召回了京城，不但给他们免了罪，还加官晋爵。三人都封了大官，杨名时封了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李绂封了户部侍郎，谢济世封了江南道御史。朝野一片哗然，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
根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乾隆的说法是：朕觉得他们几个不错，这才给免罪封官的。可问题是，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不错的？谁告诉你的？且光是因为“觉得”就能给他们这么大的官吗？要知道他们可都是戴罪之身。
在一篇比较冷门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乾隆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全祖望曾经给杨名时写过一篇传记——《江阴杨文定公行述》。传记结尾处，有这样一句话：
漳浦蔡文勤公谓人曰：“今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
这里的“蔡文勤公”，指的就是蔡世远，“文勤”是乾隆赐给他的谥号。而“江阴一人”，指的就是杨名时。因此我们能发现，蔡世远生前是把雍正朝的这位罪臣杨名时比作了尧舜一样的圣人的。可见蔡世远大概率是反对严猛治国的，对雍正打压杨名时等科甲文官的行为是持反对意见的。鉴于乾隆初年乾隆对杨名时、李绂、谢济世等人的重新启用，我们也不难发现，乾隆大概率也不赞成父亲雍正的打压行为，当雍正与科甲知识分子发生对立时，他选择了和儒家士大夫站在一起。
不过，乾隆搞仁政、宽刑罚、重视读书人，像这样执政，最后的效果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二、宽仁治国的幻想
我们在前一篇提过，乾隆早年间为了获得舆论支持，打着“宽仁”的旗号对雍正朝的很多旧事做了翻案。很明显，乾隆最初搞仁政，出发点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我给你们松绑，但相应地，你们也给我支持。整个政局很快就在一种严猛的紧密秩序中打开了一道出口，很多之前压抑已久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但即便如此，我们为什么还是要说乾隆的“宽仁治国”只是一种幻想呢？
主要原因在于，乾隆尽管在翻案时打着父亲雍正的旗号，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乾隆这就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嘴上说的是雍正的指导思想，可手上做的活明显全都基于乾隆自己的心思。尤其考虑到乾隆做的这些翻案文章还都是在雍正驾崩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的，短时间内在政治路线上的掉头，必然会导致官场的撕裂。
例如，乾隆初年任四川巡抚的王士俊，他是之前田文镜的助手，也是雍正严猛治国路线的绝对支持者，乾隆元年(1736)七月，在看到政治风向的猛烈转变，以及发现自己逐渐被边缘化后，王士俊没忍住发了个大牢骚：
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大意是，如今大臣们写文书就只干一件事，只知道批评前朝世宗皇帝的政策，还扬言说只要是这样的奏折那就是好奏折。这些说辞要是传出去，像什么话？岂不是要被天下人笑话？
那这番场景被别人笑话了吗？还真被笑话了，嘲笑者就是我们的邻居，朝鲜。当时就有朝鲜史官挖苦乾隆初年的政局道：
政令皆出要誉，臣下专事谀说。
如今的清朝，皇帝就只想捞名声，大臣就只顾拍马屁。而当时国内国外的舆论似乎也印证了，乾隆初年的官场秩序，大概率是相对混乱的。
不过，乾隆的政治能力很强，强就强在他对很多事情都是很敏感的。乾隆很快就发现，自己那一套“宽仁治国”的方案好像出问题了，而且在宗室、乡绅、官场那儿全都出问题了。
首先，乾隆刚开始对宗室是很友好的，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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