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大楼的诞生

古老的仪式，几十年来，不同类型的癌症患者前仆后继地参与到这场入门仪式中，顾不上判断它对他们的治疗是否真的必要。它通过让人秃头并呕吐不止这样的经典招式杀死一切细胞，让人们以为这是肿瘤带来的必然结果。事实上癌症在很多患者的外表上并不会留下太多痕迹，但电影桥段中的“癌症受害者”一定要经历这样的化疗才行。我的治疗以这样老套的方式开始，可见这么多年来医学进步之微小。

阿霉素可能引发白血病、心脏衰竭或其他器官衰竭，并且几乎必然会导致不孕与感染。阿霉素和很多化疗药物一样，在进行摧毁时对所有物质一视同仁，因此它对中枢神经系统也具有毒性。我的线粒体会在用药三小时后产生不良反应，这反应将持续二十七小时，而治疗所带来的损害会在治疗结束后的日子里倾泻而出，时常会持续数年之久。当我坐在输液椅上时，我脑中的白质和灰质正在逐渐消失。而脑损伤的形成往往是日积月累又无法预测的，因此没有人能准确地预言这一切将对我产生怎样的改变。尽管阿霉素已被广泛使用半个世纪之久，但基于它不会跨越血脑屏障，医生有时仍不愿相信病人口中它在认知层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当听到病人此类的抱怨时，医生往往轻描淡写地将其归结为其他与癌症相关的不悦。

磁共振成像显示，一些接受过阿霉素化疗的乳腺癌患者的视觉皮层受到了损伤，“背外侧前额叶左中部皮质和前运动皮质的激活程度显著下降”，并且“前额叶外尾侧左部的激活程度显著下降，持续性错误有所增加，信息处理速度有所降低”。患者反映她们正在逐渐丧失阅读、表达、决策和记忆的能力。有些人不仅失去了短期记忆，更是连情景记忆也丢失了，也就是说，她们失去了对自身生活的记忆。

这一切副作用都必然会发生，无法避免；而宝宝医生只在送我去第一次化疗注射的路上才随口向我提起这些；《您的肿瘤之旅》告诫我要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大脑受损的余生，除此之外毫无他法。这些药效或许将持续整个疗程，或许会持续一年，或许会在治疗的多年后再次恶化，或许会持续十年乃至更久。

病人久坐于候诊室里，即便躺下也只是暂时的。纵使身体虚弱得无法坐住，他们也依旧坐着，脑袋耷拉着斜靠在脖子上。无论病得多重，此刻在癌症大楼内接受治疗的病人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们在工作中、在家和学校里、在超市或是车辆管理局、在车里或公交车上病着。他们有些人坐在轮椅上被亲友或义工推进来，治疗结束后再被推出去，搬到车上运回公寓或别墅里；而这一切，就像癌症治疗本身一样，都要有人付出代价。

“诊所”(clinic)一词源于希腊语词根clinicus\，意为“与床有关的”。相反，“癌症大楼”里的“大楼”(pavilion)一词则使人联想到角斗场与战场这类截然不同的场所。这些建筑通常为权贵所筑，临时搭建却奢华无比。它彰显权贵，使与它毗邻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而就癌症而言，与它相邻的是被我们称为生活的余下的一切。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写过一本关于疾病的空间布局的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但不曾有人写过《癌症大楼的诞生》，我也无法想象癌症大楼从母体内诞生的场景。在我接受癌症治疗的这个庞大嘈杂的空间里，我甚至从未见过一张床。

发生在癌症大楼里的一切都是短暂、抽象、错位的。患病之人，他们的伴侣、子女、父母、朋友，还有提供护理的志愿者全部循环流动于楼层与楼层、座位与座位之间。医生每天被分配在不同的房间和诊室，患者需要提前致电询问才能知道自己的医生每天被安排在哪里。

癌症治疗似乎是为了某些人——而绝不是癌症患者——的最大利益所筹划的，这意味着癌症患者被控制在最大化、最高效的流通中。福柯写道，“临床教学只能有一个方向，即自上而下，用现有知识来教育无知者”。相较而言，癌症大楼内则维持着一种纠缠不清的状态。它的基点是金钱与故弄玄虚，而非知识与无知。

以“红色魔鬼”著称的阿霉素是科学家在意大利的蒙特城堡附近发现的。蒙特城堡由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二世于13世纪40年代建成，既没有护城河也没有吊桥，因此人们推断它不曾用作战时堡垒。由于它从未竣工，有人猜想它只是皇帝的临时寝宫。城堡结构呈罕见的八边形，曾用作监狱，接着在瘟疫肆虐期间用作贵族的避难所。后来，波旁王朝抢走了城堡里的大理石雕刻。再后来，科学家将城堡的土壤带回米兰，从中发现了波赛链霉菌——也就是我在化疗期间用到的那种鲜红色的细菌。阿霉素是一种蒽环类化疗药物，它通过抑制扑异构酶II的方式来约束细胞分裂增长。这些细胞大多是人体必需的，而我们指望它最好也能顺便约束那些人体不需要的细胞。

我在化疗期间同时使用了阿霉素与环磷酰胺，后者于1959年获批。这两者的组合叫作“剂量密集型AC疗法”，是一种常见的给药方案。环磷酰胺是拜耳公司研发的化学武器“LOST”的药物版本，它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