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毒气”。相比置人于死地，它更擅长的招数是使人昏厥、失去行动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LOST曾被广泛使用，令战壕四处弥漫明黄的烟雾。在癌症治疗中，它以塑料药袋的造型登场，整个癌症大楼里没有任何人愿意开诚布公地谈论它。环磷酰胺于 1925年被禁止作为武器使用，之后便仅存在于化疗中，而再之后，它将存活于化疗带来的深远影响中：感染、不孕、患癌、认知丧失……试图将它从历史中彻底抹除是一个冗长缓慢的过程。就像在战争中接触环磷酰胺一样，在治疗期间碰到它时，患者最好也找个人握住自己的手。
经过四轮密集剂量治疗，这些老派的药物有效地消灭了我身体的一部分，留下一些半死不活的部分，但是并没能成功消除我的肿瘤。伴随着一大批细胞的湮灭，我自己确实被摧毁了一半，而我的肿瘤却完好无损。它俨然像初次见面时那样，是一个被显示屏的亮光包围的、纯粹的阴影。
每位患者都自成体系，存在于充满了其他自成体系的物体的更大系统内，彼此紧密连接。作为一个物体，患者可以选择“运行”（服从指令）或是“停止”（不服从指令）。“不服从指令”意味着“表现出任何能动性”。在治疗过程中，它可能体现为向医生提出过多问题，引入结论不同的研究，拒绝某个手术，或是每每在就诊时迟到至少十五分钟。
我对朋友说，如果我死于这癌症，请将我的尸体大卸八块。把我的大腿寄给嘉吉，左手寄给苹果，脚踝寄给宝洁，小臂寄给谷歌。
癌症患者或许会觉得“停止服从指令”是对这个向来物化患者的医疗体系的一种反抗，但他们这么想恐怕是错了。对这个庞大体系而言，违抗指令并不能证明患者是一位独立自主、心思缜密、懂得拒绝的智人。相反，在这系统看来，这种违抗意味着其他系统的介入，比如“虚假消息”和“迷信习俗”等。
医疗体系是患者目所能及的事发现场，但在它前后左右还有更多系统：家庭、种族、职业、文化、性别、金钱、教育程度。在这一切之上，是一个囊括了上述所有系统的制度，它是如此彻底地压倒一切，以至于我们常误以为它就是我们所处的整个世界。
成为一位癌症患者意味着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物体，跻身于另一个不完全承认患者所处其余体系的制度内。这最沉重的制度遮盖了世界原本的真实面孔，同时也游荡于那自成体系的物体（也就是“我”）体内。它自始至终难辞其咎，不仅从我们显性的疾患中谋利，更索取着我们潜伏的病症。
这个让我们误以为是全世界的制度存在于肿瘤这个自成体系的物体之内；而肿瘤存在于癌症患者这个自成体系的物体之内；癌症患者又存在于诊所之内。所有这一切都包含了名叫历史的系统。
这被误认为是全世界的庞大制度——我们错误地以为它亘古不变、不公平且没有解药；它在患者的身体之外留下细微痕迹，既近得让她能看清它是如何残害她的，又远得令她必须眯着眼睛才能勉强识别出它的形状。
渐渐地，人们离去，朋友疏远，旧情人放下你会再爱上他的念头，同事开始回避，对手对你失去兴趣，就连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也取消了关注。在弃你而去的人的眼中，你或许是世间万物里最被物化的一员，像垃圾一样遭人丢弃；又或许患病的你比从前更充满人性，只因被丢弃的你是那么孤苦伶仃；再或者，你可以同时被物化又充满人性，毕竟自染上这灾难的疾病以来，你发现一切原本看似矛盾的命题都变得具有可能性。
这些人在你生病后不再找你说话，不再拜访你。有人干脆直说他们应付不来你的疾病，说它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这些姑且自诩健康、弃你而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插手干预了你的存在。你对于他们而言是静止不变的。他们选择离开而不是目睹你受苦消亡，主动将脑海中你的形象停留在确诊的那个瞬间。他们记忆中的你是尚且生动完好的：那个头发浓密、思维活跃、红润脸颊映衬着修长睫毛的你。他们永远不用将你视为除你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
而你尚未习得这种将自己视为一件物品的本领。被抛弃的经历让你觉得自己不再像人，而像一只动物——那种忧郁地注视着世间万物，渴望着能成为它们中的随便什么而非自己的动物：或许可以做一盏吊灯，或是一把镀银的餐叉，或是陈列在墙上的弯刀，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张长椅、一个折断的鞋跟、一只蝗虫蜕掉的壳、一支没有电池的手电筒、一本关于船只的书、一道地板上的裂缝、一片下水道里的橡树叶、一把手术刀、一粒微尘、一间阁楼或是一家大型超市）。这些都好过做患病后被遗弃的动物，祈求着能成为这世上的随便什么都好，只要不是曾经被爱过，如今又被抛下的孤身一人的自己。
化疗前的一周像是为即将到来的暴风雪做准备——或者说是暴风雪加上即将上门拜访的客人，甚至是暴风雪加上客人再加上即将出生的婴儿。此外，你可能还要迎接节日和即将席卷的病毒，以及短暂却汹涌的抑郁期。同时，你仍在遭受上一轮暴雪、访客、分娩、节日、病毒和抑郁所带来的折磨。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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