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起效的迹象，于是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离开他。我带着其他研究资料，带着我的朋友，带着提前准备的论据去找他，为此不安失眠。宝宝医生也挺在行。他打了几通电话，质疑了我带去的材料，抛出他最有力的论据，试图说服我的朋友。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与小天使抢夺我的生命——那种文艺复兴装饰品里胖乎乎、光着屁股的小天使。随行的朋友在治疗一事上不知该听信于谁：是受化疗损伤、在药效上脑的夜里沉迷浏览PubMed、精神错乱的我，还是中年秃顶、自称因为“系鞋带太费劲”而穿着一双木拖鞋接诊的宝宝医生？他在跟我争论的同时，还不忘解释他其实有一双皮鞋可以穿，但是皮鞋在衣柜的最顶层，他不想费劲取下来。那次随行的朋友事后不禁感叹，宝宝医生对鞋的态度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生命完全是由概率机器掌控的随机事件。
我并非讨厌宝宝医生，也知道他是关心我的，但他的关心程度不足以让他做到我所需要的那么勇敢。宝宝医生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他认为对我最好的。他解释说更具侵略性的疗法从长远角度而言对身体消耗太大，对年轻患者风险过高。我告诉他不安排更具侵略性的疗法才是“对年轻患者风险过高”，因为标准疗法的生存概率令我无法接受。我告诉他我不想死，我还有很多事没做。我央求他，正是因为我仍需要时间，所以为了活下去我愿意尝试任何事。
同行的朋友卡拉是支持我的。她眯起眼睛问他：“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
宝宝医生在列举了一长串致残的长期副作用后对卡拉说：“她可能会死。”接着他说：“我曾目睹病人死于化疗。”看在他神情如此不安的分上，我们相信了他。原来，肿瘤科医生也害怕肿瘤。
我去寻求另一位肿瘤科医生的第二诊疗意见，她是治疗我这种癌症的专家。早先已有人提醒我，她为了推进自己的学术研究，常为患者开出高侵略性的治疗方案，因而颇具争议。为了活下去，我不在乎这些。宝宝医生在得知我与她取得联系之后似乎有些生气。以前他没有要紧事也会打电话问候我，而在那之后，即便我们出现在同一个房间里，他都不愿与我讲话。那位新医生在听取了我的三阴性乳腺癌的具体亚型信息之后，肯定了我的决定。她说我是对的，我读的那些研究是对的，她认为我寻求的这种治疗会有成效。于是，我成了她的患者。
她是对的，我是对的，然而宝宝医生也是对的。新的疗法在治疗期间以及从长远角度而言均令人失能，它的惨痛程度也让其他原本足够残酷的化疗相形见绌。新医生勉强记得我的名字，毫无宝宝医生身上那种有点迷糊的可爱气质，更没有他那些强烈的情绪。但就在第一次注射这种我确信会奏效的药物组合之后的短短几天内，这颗肿瘤——这股整个化疗期间在我胸内阴魂不散、不肯消退的剧痛——终于不疼了。
有人曾说，选择化疗就像是当有人在楼顶拿枪指着你脑袋时选择跳下去。跳下去或许是因为怕死，起码是怕癌症那种疼痛并丑陋的死法；又或许是因为想活下去，即便余生都将充满苦难。
看似有选择的余地，你也确实做了选择，但总感觉这决定权不在你手里。你选择顺从，是出于对令他人失望的恐惧，对别人觉得你活该承受这些苦难的恐惧，对重获健康的期盼，对你的衰亡将被归结为咎由自取的恐惧，对早日能将一切抛之脑后的期盼。你的顺从也源于害怕被指名道姓地针对，被当成一个不愿欣然服从大众公认的自我保护与自我毁灭法则的独行者。你的顺从源于惯性，像是老师分发试卷、法警宣布“全体起立”、牧师开始祷告或是警察喊“往前走”时你的本能反应那样自然。你顺从，因为内心隐隐渴望，兴许现在听话就可以在日后更长远的时间里不再听话了。你顺从，因为不然你只能喝着胡萝卜汁逃避自己终有一死的脆弱现实，最终在贴满关于“不治而愈”的短笺的房间里，悲剧地死于自身的细胞增殖。
你需要有活下去的欲望，但更需要相信自己是一个值得活下去的人。癌症依赖于惨痛、昂贵、对环境有害的提炼型药品。我想活下去的欲望使我至今仍无法直面生存的伦理道德。我在化疗期间用过的环磷酰胺通过尿液排出体内时并不是完全稀释的状态，它不能被污水处理系统彻底分解，因此将在供水系统里残留400天至800天之久。另一种我用过的药物卡铂的说明书中写道，该药物的“环境归趋”是积聚于水域之中，没人知道它将造成怎样的危害。还有一种我用过的化疗药品来源于自2011年起就濒临灭绝的喜马拉雅红豆杉树。2017年全球的癌症花销高达1300亿美元，超过一百多个国家的GDP。一次化疗的开销高过我任何一年曾赚取的全部收入。
我的困惑在于，我有价值百万的想要活下去的欲望，却始终答不出为什么我配得上如此铺张地存活于世，为什么我默许了市场把我的需求拿去交易，从我的痛苦中谋利。我要写多少本书才能偿还我为了活下去而欠下这世界的债？
而当治疗结束，当我的身体像一辆零件四散的破车一样遍体鳞伤，当我像美国残障法例描述的那样无法完成“基本日常活动”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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