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大楼的诞生

要把勇气赠予世界。我们要像那些网络视频博主那样，欢欣鼓舞地面对乳房切除术；或是像《欲望都市》展现的那样，在宴会来宾的众目睽睽之下，与萨曼莎一同扔掉假发，赢得一片叫好。我们要像《拉字至上》中的达娜那样，自救于自怜自哀之中，头戴丝巾潇洒地走上街。如果我们随后像达娜一样病亡，死时也应当知道亲朋好友将参加一场募捐活动以纪念我们曾经的生命——接着他们将稍息片刻，开启新的篇章。

作为患者的我们应当简单通透而易于辨认，我们真正的自我却在工作和照顾他人的过程中变得难以识别，只因那关于疾病可辨识度的宏大叙事实在虚伪，为我们增添了额外的负担：每个患者都该是个明星幸存者，微笑着进入手术室再微笑着出来，光头而光芒四射，幽默风趣并欣然接受采访曝光。我们应当遵循那些指南书的标题，成为性感、好强、尖锐、思辨的女人、女孩、女士之类的。而且我们始终应能指着癌症的脸对它说“你惹错我这个婊子了”(You messed with the wrong bitch)，正如亚马逊网站卖的T恤上写的那样。

然而于我而言，癌症惹了对的婊子。

我深知，一份让所有人都不及格的考卷之所以存在，不过是为了不让任何人成功，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并且是唯一失败的废物。

我们之中有些人宁愿沦为背景噪声，戴着假发去抗拒关于可辨识度的宏大叙事。

我喜欢假发，也佩戴假发，一些我欣赏的人也戴假发：多莉·帕顿，碧昂丝，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变装皇后，埃及公主，还有老奶奶们。美杜莎的假发则由群蛇盘绕组成。

倘若没有同意接受治疗，糟糕的感觉或许会来得晚些。但你同意了，所以此刻正深陷于这些感觉之中。对于某个周四清晨，唯一能确定的是一个无菌的、充满免洗洗手液气味的假想情境。一只麻雀径直撞向癌症大楼的玻璃，稍作休息后再次撞到玻璃上。大楼的每个角落都像是为了抗议一切趣味而特意装饰的。诗人朱丽安娜·斯帕尔从加利福尼亚前来探望，我俩在大厅里把填好的祈福卡塞进包装成祈愿箱的鞋盒里。“请为美国诗歌祈祷”，我们写道。

结束了周四的化疗后，周五我为了做血常规和注射Neulasta®再次回到诊所。Neulasta®是一种通过促进身体生产白细胞从而抵抗感染的人造蛋白质，在我接受治疗时，它的价格是每针 7000美元。打针时，我穿着我一向用来表达抗议的那套制服：夏卡尔蓝色丝袜，金色假发，橙柿色复古大衣，还有由于免疫系统衰弱而佩戴的纸口罩。

怎样才能在癌症这梦幻色调的危机中全身而退？你无法为了摆脱存在于自己体内的东西而躲进自己体内，也不能为了自身安全而逃离自我。你无法像对付袭击者和野兽那样与你体内的东西正面交锋，这么做相当于和自己打架，倒霉的只有自己——就像是在小时候，高年级同学会擒住你的手臂，一边用你的手抽打你的脸，一边反复叫你“别老打自己”，直到你哭鼻子一样。患有癌症的人渐渐都要明白，那滋生于你体内的东西虽属于你却不属于你，它此刻是你的一部分，日后（倘若顺利）将被从你的体内摘除。在这些前提下，自爱意味着你既要爱体内的癌症，又要恨它对你本人造成的危害。

而“去他妈的癌症”终究是个错误的口号，这不仅错在癌症实际上是你自己的身体在你的体内生长，也错在它的定义：“癌症”一词承载了被历史具象化、被社会建构出的不准确性，而非耸立于实践经验之上的单一巨像。我写了这么久的癌症，写的其实不过是科学家公认并不存在——或者至少公认不以单一形式存在——的一些东西。更恰当的口号应该是“去他妈的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父权主义的灾难致癌星球”，但这口号太长了，没法印在帽子上。这世界终将改变，所有事物都会改变，除了你体内的疾病——它可以持续至永恒，直到它越来越像它，你越来越不像你。但你一旦敞开心扉，且不要说爱上这疾病，哪怕只是开始接受它，你就会担心自己想把它留下来。在痛苦低落的时刻，你曾笃定地认为日后永远不会思念它，但是你错了。事实上，它为你的存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明确指示，为你带来锐利的视野，得以看清这人生原来如此没有未来，这存在于生死线上、犹如双重视觉般的生命原来如此纯洁。

在癌症大楼里，违抗指令非常危险，但服从指令同样危险。患者必须学会服从指令，方能做到不给这小心翼翼建立好的秩序添麻烦。医生却可以疲惫，可以马虎，甚至可以心怀偏见、冥顽不灵。护士大多是天才，但我仍因需要服从于医生而恐慌，他们其中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会对你逐渐产生依赖，觉得自己才最清楚什么对你好；不然则是在被你质疑或是答不出你的问题时流露出狭隘的报复心理。倘若你青春期时曾经叛逆过，恐怕不难从某位医生身上看到当年自己父亲的影子。

第一位肿瘤科医生（就是被我称为宝宝医生的那位）安排的治疗虽然是公认的标准疗法，但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