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

一书中写道：“躺在生命的边缘观察着，除了思考，除了从双眼所见中学到些什么，什么也做不了，世上没有比这更难用言语来表述的感受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母亲朱莉娅·斯蒂芬也曾写过一篇有关病房的专著。在这篇 1883年的文章中，她教导护理者说，尽管病榻上的病人有时会有一些看上去“荒谬”的遐想，但事实上这些只是对现实的强化感知，这是由重病的人“精巧而脆弱”的头脑导致的，“他们的感官在受苦的过程中变得无比敏锐”。

在约翰·多恩的《紧急时刻的祷告》中，有一处对斯蒂芬所指的感知强化的绝妙展现，一份来自那让人感到似乎身处地狱般舞台的操作指南。疾病可以将思想带至我们那初露头角的宏大感官宇宙中去。多恩写道：

倘若把人身上的碎片按它们在世界中的样子，在人体内部展开，那么，人将是庞然大物，而世界则像一个侏儒；人会显得像世界，世界则变得像一张地图。

倘若人身体中的所有血管延伸成江河，所有筋腱扩展成矿脉，所有彼此交错的肌肉堆积成山丘，所有骨骼垒砌如石料，剩下的成分也汇聚成世上的对应物，那么，地球表面就无法容纳人这样的尤物，人就只好像璀璨恒星，存身广阔的天宇；整个世界什么也不是，对于世界，人给不出任何回应，人拥有的众多碎片也是这种情况，在整个世界找不到对应。

健康人的意识投射多半受限于周遭的大气，但饱受折磨的病人为了逃脱痛苦，会全速奔离那衰败身体的痛苦躯壳，靠思想奔向比远方更远的领地。当痛苦一望无际，它会使人记不得历史或是奔离的速度，因此病榻理应成为几乎所有天才与革命的温床。

疾病使身体的各个部分和系统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在病榻上，病人的身体逐步瓦解，直到挤满一整个宇宙，器官、神经、局部和外观都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正徐徐展开的独特新生：一根功能紊乱的左泪管——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枯竭的毛囊——一整个太阳系；右脚四趾那条如今在化疗药物作用下受到重创的神经末梢——一颗即将坍塌的恒星。

与此同时，长时间的平躺也会放大各种微乎其微的忧虑。在病床上，疾病还会凸显斤斤计较、卑鄙、自我陶醉、自我矛盾、个人理财、家务家政以及社会秩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母亲明白，给病人带来最大痛苦的是琐事：“在长期缠扰疾病的那些琐碎邪恶中，引发最大痛苦的，是那体积最小的邪恶——那些碎渣。大多数事物的源头都已被下了定义，床铺上的碎渣却从未激起科学界的足够注意。”

生病让人有过多的空间可以用来思考，而过多的思考难免让人想到死亡。但我一直是个渴望生活体验而非终结生活体验的人，如果思考是我的身体在痛苦之外能给我的唯一体验，那么我不得不让自己敞开心扉，拥抱关于死亡的疯狂想法。我在给朋友的一系列电子邮件中告诉他们：“休想让我停止思考死亡。”

1621年，也就是在约翰·多恩病倒、写下他的病榻杰作的那个十二月的整整两年前，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佛兰德斯画家画出了他或是她的杰作。这幅《临终病榻上的年轻女子》在欧洲病榻绘画传统中是个异类：像真正的英年早逝一样，它的的确确是骇人的。画中年轻女子的皮肤苍白病态，双眼无神，姿态萎靡恐惧，双手毫无生气地像爪子般蜷缩着。她周围的背景精致而高贵：光滑的亚麻和天鹅绒，还有与被单相衬的墙纸。但全世界的舒适慰藉在这女子所经受的一切面前都算不上什么安慰。

相比之下，“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死时的样子要好得多。网络百科说，她“死于8月12日，年仅三十九岁，死时身着最华丽的衣裳，身体陈列在一个金色的长榻上，手中攥着象征皇室的徽章”。在绘画作品中，克利奥帕特拉几乎总是倚在床上或是长榻上，像是在等待一位情人。她的胸部——通常是左胸——裸露着，一条纤细的毒蛇由她的手撩人地指引着滑向乳头。在希腊悲剧中，女人也只会在她们睡觉、做爱、生子的时候死去。古典学者妮可·洛罗这样描述女性的悲剧死亡：“即便女人像男人一样杀死她自己，她还是会死在自己的床上，像个女人一样。”

并没有人真的知道克利奥帕特拉是如何自杀的。古人猜测死因是一两条藏进无花果篮或者花篮里的蛇，一支毒簪，或是一种致命的药膏。据普鲁塔克记载，屋大维偏爱毒蛇的说法，那有种经久不衰的性吸引力。在屋大维的胜利游行中，“死去的克利奥帕特拉躺在长榻上的雕像被带入了游行，就好像从某种层面上讲，她也是这壮观景象的一部分，是一件战利品”。

佛兰德斯无名画家画中的那位无名年轻女子不是什么战利品。她经受着毫不性感的痛苦，也彻头彻尾地抹去了英年早逝的吸引力。正如画家马琳·杜马描述她第一次看到戈雅《命运女神》时的情景，“像是要阻止魔鬼进入体内那样，我捂住了自己的嘴”。

有一次我独自住院，呼叫按钮掉到了地板上我够不着的地方。我无法爬下床，但能看到有人在我需要的呼叫按钮上贴了一张迪士尼王子的贴纸，这仿佛是个笑话：“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