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

一天，我的王子会出现的。”

“答应我，等我病了，就把我带出去枪毙了。”一位同事这么说。有时候人们跟我说：“我宁愿去死也不……”省略部分是他们宁愿去死也不会去做的事。而我为了活着，则不得不去做这些事。

乳腺癌性癖网站上陈列着面色苍白的年轻小明星的照片，网站的管理员编造出她们的乳腺癌诊断说明、治疗与治疗结果记录，描述得虚假而色情。管理员曾这样写道：“想象一位漂亮得完美无缺的女人被肿瘤侵袭，想象它逐步毁掉她的身体与生活，这种想象给我带来的悲伤情绪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它会唤起一种性欲。”这还没完：“现在想象她们，独自一人或是和情人在一起，脱去衣裳，露出她们美好绝妙的肉体。接着想象一只手，她的或是情人的手，掠过她那完美乳房中的一只——接着发现一个肿块。想象姑娘们会感受到的那种恐惧、震惊与绝望。她们这样年轻，这样完美，却这样被癌细胞布满胸腔。”

“直面这样的遭遇需要一个驯狮人才有的勇气，一个有力的思想体系，一份扎根于地下最深处的理性。”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散文《论生病》中这样写道。在这篇文章中，伍尔夫断言，这世上尚不存在关于生病的伟大文学。而几乎所有关于生病的伟大文学都曾断言这世上尚不存在关于生病的伟大文学。

在感觉好些的日子里，我会去美术馆看一幅1859年托马·库蒂尔所作的画《丑角皮埃罗之疾》。画中，生病的年轻小丑皮埃罗身着白衣，瘫卧于床。皮埃罗的一位同行伙伴，穿彩色菱形花纹戏服的哈勒昆，将脸转向墙，一副悲痛的姿态。一位年长的女人满怀期待地俯身望向病榻上的小丑。一位身着启蒙时期服饰的医生，将目光从病人身上移开，跷起自己裹着丝袜的腿，把手伸向小丑去摸他的脉搏。生病的小丑曾经是派对上的灵魂人物——至少他身旁的空酒瓶如此暗示，而现在他深陷在床铺中半死不活，那不肯直视他的医生救不了他，悲痛欲绝的朋友救不了他，望着他却不肯碰触他的年长女人也救不了他。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位皮埃罗会死，又有些时候我确信他一定会好起来，而我每一次去看这幅画，他似乎都从未离开他的床。生病的皮埃罗永远病着，这是艺术的问题。

只有某些特定类型的病人会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艺术里几乎从来没有躺在简陋病床上的病人，除非是那些简陋得漂漂亮亮的艺术家的床。而这世上的床铺再简陋，也没有那些明明不是病床，却被用来容纳那些被丢下等死的病人的地方简陋。我从未在卢浮宫的墙上见到描绘罹患乳腺癌的女囚犯的画，也从未在大都会博物馆见到描绘在远郊急诊室的停车场里、坐在车中的病人的画，或是在梵蒂冈见到表现流浪汉营地帐篷的雕塑，或是在乌菲齐美术馆见到展示促使员工自杀的血汗工厂的装置艺术。

我也从未见过以卧床之人的视角描绘的病榻场景。以卧床之人的视角描绘病榻场景的难处在于，这样的作品必须画在没有边界的画布上，它小得无法测量，又大到不能被收容。它发生在时间门外、历史体内；它将“当下”从线性时间中豁免，将物质重组，直到空白都成为一个要素；它将美学重组，直到那不可见的阴霾占据几乎全部视野。创作这样一幅画作谈何容易。

2

洗碗有别于自由。自由，是一切因为不同于洗碗这样的事而引起我们注意的事物。平常之事之所以平常，是因为它平常地重复发生；而关怀与照护则缺少自由的娱乐消遣，也缺少它的那些新奇例外。

对于任何描述洗碗的作者来说，故事里最精彩的部分应该是因洗碗而错过的别的一切。有些人可能会做碗碟领域的现代主义者，以意识流的叙述方法记录一次企图逃离洗碗池之现实的尝试。但所有这些有关洗碗的描述都时常忽略了有关洗碗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洗碗本身虽然不是什么有趣或是了不起的活计，但其余的一切工作都依赖于它。

类似有脏碗碟要洗这种持续的需求并不能产生叙述。它产生数量——洗了多少脏碗碟；也产生时间量度——洗脏碗碟在何时发生，花了多长时间。叙述会停止，但数量、时间和脏碗碟不会。也许碗碟能产生类别和差异。也许某种碗被洗了，另一种却没有，洗时用了某种特定的洗法，而非另一种。研究碗碟可能带来有关空间、技术、工具、基础设施或是经济体的记录。这样的工作可以见证在没有人洗碗时会造成的危机：脏碗碟会堆积，臭味和蟑螂会循迹而来。而同时，这种研究也可能带来有关阶级、种族与性别的记录——在当下世界的组成中，是谁在洗碗，又是谁不需要洗。

洗碗这件事隶属于由需求组成的一系列关系中。我们拥有肉体，这些肉体存在于这世上更大的其他实体之内，游走于它们之间。所有这一切实体——我们的肉体与其他一切实体——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腐烂，不是正在毁灭就是游走在毁灭的边缘，逃不出熵值将持续攀升直至全盘崩溃的定局。我们平凡无奇的持续存在就像是洗碗一样，每洗一次，都是对阻挡毁灭来临的一次尝试。

有人的工作是搭建世界，他们负责创造出这个赏心悦目的世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