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的人。换句话说，我的癌症，像绝大多数人的一样，是稀松平常的，就像我写作之外的人生一样。
我的癌症不仅仅是一系列感知，也不仅仅是理解阐释上的教训或者艺术上的难题，它是以上这些全部，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将我俘获的担忧，担忧我会死去，丢下我女儿独自一人在这艰难世间孤苦伶仃，担忧我此生致力于写作，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却活不到收获成果的那一天。它也是一种恐惧，恐惧我所写下的一切都将被网络服务器当成可挖掘的数据，却直到那些服务器化为尘土的那一天都不会被任何人阅读。与此同时，我会成为一个无法言语的物件，一个死去的人，将我所挚爱的一切人和物都早早抛下，让他们从此无依无靠。
一头被车撞了的小鹿挣扎着站起来，摔倒后又挣扎着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银行的停车场。我十四岁的女儿见此情景说：
安妮，我憎恨这世界把这世界搞成这个样子。
接着说：
唯一的选择是恐怖主义或是闭门不出。
我告诉女儿，我的乳腺癌易感基因检测结果是阴性。我告诉她，因为缺乏荷尔蒙诱因、遗传倾向以及明显的生活习惯诱因，我的癌症或许只是由辐射或是随机的致癌物质引发的，她不用担心自己受基因的诅咒而更容易患上癌症。
“你忘了，”她回答说，“我依旧遭受着活在让你生病的这个世界上的诅咒。”
每一个拥有身体的人都应该在出生时就被赐予一份有关如何死去的指南。
5
艺术应对苦难的问题在于，受苦的人往往被苦难折磨得精疲力竭，以至于任何有关苦难的记录还没来得及发生就已绝尽。我已疲惫，却面临需要讲述当下发生的这一切的难题——身体的脆弱到达了顶点，同时余下想讲述的一切又无法言喻。当世界对这身体（我的身体）犯下罪行，当身体的全部觉知都像是对它自身活生生的背叛，我又该如何记录这世界的现状？
有时讲述自己得了癌症比真正患癌还要痛苦。重现疾病的经历比忍受这些经历还要难。在场景的中心观察整个场景，扭曲着接近事实，要比像别人那样——埋头看地，接受自己听到的，期待被赐予遗忘的能力，最终熬过这一切——来得更加艰难。
我宁愿写些别的，随便什么都好。布莱希特在一篇有关书写真相之困难的散文中说，“真相不能随意被书写；它必须为一个具体的人而写，一个能用它做出些什么的人”。我宁愿写些别的，随便什么都好。不仅是因为我恐惧审视痛苦所带来的附加痛苦，也是因为担心自己会将痛苦变成一种商品。我宁愿写些别的，随便什么都好。不仅是因为害怕重复讲述同样的故事，也因为担心这“同样的故事”是服务于世界现状的幌子。我宁愿写些别的，随便什么都好。但我知道他人是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中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有着神经系统，有着噩梦，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环境、昼夜与欲望，比如摆脱病魔的欲望，或是从一开始便不病倒的欲望，抑或是在病着时能明白个中奥秘的欲望。
布莱希特写道，作家必须有足够的勇气以了解事实，足够敏锐以辨别事实，有足够精妙的技巧以将事实武器化，足够审慎以判断出谁能够利用事实，并且足够诡诈以帮助事实到达其用武之处。同时事实必须为一个具体的人而写，这个具体的人是我们每一个人——身处那将我们与地球紧密连接的爱和将我们推离地球的苦难的两相拉扯中的每一个人。
在罗马帝国时代，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曾面临一个难题。他想要写一本书，但不知道如何组织他自身的经历：
我已提到了那河流、可怕的冬天和沐浴，接着我是否该讲讲同类别的其他事物，并且汇编出有关寒冬、预言与奇异沐浴的索引？还是该将我的叙述分隔开，中间讲述些过渡事件？还是说最好略过所有的过渡事件，给我叙述的第一个故事结个尾，讲讲那些有关年岁的预言如何应验，一切的结局又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