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

18街，196街变为3街。这些都是我曾去过的网格式城镇里的街道。我忧心忡忡，因为梦中的我身患癌症，无比虚弱又迷了路，天未破晓，四周街道上和车里全是司仪神父，我知道那些司仪神父都再平常不过，而对病人来说，他们却总意味着危险。

疾病从来不是中立的。治疗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化的。死亡，则从未脱离权力斗争。

癌症被当作一种特殊的苦难区别对待，但受苦于这不可避免的多发事故并不算英勇。即便深受这场事故的影响，也从没让我成为哪个勇士阶层的一员。卧床不起的日子里，我决定投入毕生精力，确保今后的社会对乳腺癌确诊的正确回应不再是纠偏性的“要乐观些”，而是黛安娜·迪·普里玛的诗《改革信笺之九》中的以下几句：“1.杀死陶氏化学公司的头儿/2.摧毁那工厂/3.让他们的一切重建都无利可图。”

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需求的衬托下，主宰自己生活的那些瞬间变得十分显眼。如今人们讲究“能动性”，而人类既能存在于随心所欲自由活动的日光下，也同样有可能存在于完全无法自理的阴影里。被他人照顾是隐藏在自主中的深层结构，是身体在生命过程中的种种不足所带来的必不可少的差事。有时，我们对世界的凝视充满渴望，带着一张写满“来爱我吧”的脸；而那句“来爱我吧”，其实是在说，“给我带些热汤来吧”。

幼年时期，这种请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对未来关系的一种约定——来爱我吧，婴儿的小脸说着，你的爱将是未来得到益处与善果的起因。照顾我吧，那无助的小脸说着，照顾我，好让我长大成为能够照顾他人的人。

当人老去时，那张写满“来爱我吧”的脸依靠唤起曾经记忆中的一段关系来索爱——来爱我吧，一位老人的需求如是说，就当是回报从前我给你的爱，或是别的什么人什么事给你的爱。

但一位意外患病的人——一位在公认的社会秩序中，本应做着其他事情（例如照顾老人、小孩或者养家糊口），而今却身体失能的人——不得不以所有世间经历为抵押，来兑现她们的“来爱我吧”。她们在呼唤所有过去的同时，透支着未来的希望。

来爱我吧，正值壮年的病人说，她试图展现出自己有一天还会强壮起来的样子，说着，看在我从前作为的分上，也看在我今后作为的分上，来爱我吧，但也请爱这个永恒受困于当下的我，这个不知与时间究竟做何连结的我。

过去四天的标题叫作《肠道病毒时期的嗜中性白细胞减少症》。根据血球计数显示，我的免疫系统几乎已不复存在。我无法与他人共处，担心自己会病入膏肓，不光是肠道病毒，就连普通感冒或是冰箱里食物上看不见的霉菌于我都是威胁。朋友卡拉因为害怕我会因泥土里的微生物而感染，拿走了我家的花花草草。有人送花给我时，她也会把花拿走。我只有在独自散步的时候才会离开公寓。在某次这样的散步中，我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伸手去抚摸了一只黑色的贵宾犬——然后在接下来的一英里路上，我都沉浸在由此产生的恐惧中。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梅菲斯特变身为一只黑色的贵宾犬，跟在浮士德的脚边。当别人见到这只贵宾犬时，他们只看到一只狗；但当浮士德看向它时，他看到未来的镣铐在他的脚边一点点成型。贵宾犬低吠，浮士德让它安静。我在某处看到这样的说法，当浮士德说“卷毛狗，安静！”时，他其实是在对自己说话。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的每一天我都发誓，绝不再重复前一天日记本中出现的那种一败涂地的记录。

我向来憎恶带有英雄色彩的宏大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没有表现出过那种英雄气概。普遍的痛苦被挤压过筛，过滤后仅剩下那些我们能够解释与记录的部分，于是这世上广阔而共有的痛苦变得狭隘又轻薄，薄得像丝绸，它的样貌和讲述它所需的语言一样异乎寻常。

同样，语言本是普遍的，但在寻找讲述方式这个阴险狡猾的过程中，语言像是财产一样被附着在讲它的人身上，似乎每一张嘴都独一无二，就好像出生于世，感受到疼痛、害怕或是需要被照顾有多特殊似的，好像试图去理解每天醒来都发现这一天比最糟更糟这无法理解的噩梦是多么独特的体验似的。讲述的过程总是让我们落入死局，固化最初激发我们表达欲的那些场景而不是真正揭露它们，仿佛我们这共通的贬损比任何日益滋长的怒火都更加强大有力。

锐利而切实的痛苦被分为一派，这种虚弱眩晕的状态专属于优雅的专业人士和怠惰而苍白的上流阶层。当这痛苦被讲述出来时，无论现实如何，最终的产物都像是那一阶层的珍宝。

如果你不认识我，你可能会觉得我的疾病同样矫揉造作，我的痛苦也不过是为了符号学的象征与意义而痛苦，我坐在输液室里时脑袋里想的都是古罗马的事。但我是个活在被利益驱使的世界里的没有存款的单身母亲，在这个将生存私有化的世界中，没有伴侣照顾我，也没有家人在身边。我是个从未有过任何财富或是接近过任何权位的人，一个在癌症治疗中不得不坚持工作，并且被叮嘱千万不要让雇主得知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