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还活着，至少一定要去加利福尼亚看看；又想，倘若生活真是如此，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读过我的诗集。如果我已经死了，那么起码我很庆幸掌控永生的管事给我安排了一个道义上错综复杂并且还算有趣的后世。
在聚餐时向别人坦露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想法总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但同时，试图向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是有一定难度的，这需要跨越整个苍穹的信息推送不断滚动播出证据以提醒你，你到底是什么——那些你曾经结交的朋友，曾经犯下的错和伤害的感情，所有睡过的床和读过的书，因你如今的可怜模样而不屑与你结仇的冤家，还有你昔日容颜与今日样貌的对比。对于那些意识得以完好无损的人而言，记忆就是他们的信息推送，但我没他们那么幸运。我早已被迫用记忆换取了性命。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卧床的普鲁斯特，讲述一名对自己的母亲深感兴趣的阔绰男子的故事。而我的书应该取名为《药物影响之下追不回的似水年华》。
后来我了解到，感觉自己已经死去是有物理根据的，它可能是由某种脑损伤造成的，例如我在化疗过程中遭遇的那种脑损伤。原来，已是幽魂的我并不是因为某些超自然的原因丢掉了自己，而是因为一些切实的物理原因。但是对于我为何在一半时间里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这个问题，理性的解释并不能缓解我正以一种感到自己不存在的方式存在而产生的非理性恐惧。于是我们就这样，我也就这样，孑然一身。一半的我跌落了，一半的我们消失了，我们所有人都像幽魂或是未死的幽魂一样。一半的我们死了，一半的我无从追忆，无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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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药监局批准化疗药物阿霉素的1974年，英国小说家D.G.康普顿发表了一部名为《无休止的凯瑟琳·莫滕赫》的科幻小说，故事围绕一位被告知自己死期将至的女人展开。女主人公莫滕赫被诊断患有致命的“戈登综合征”——一种由信息过载，即“接受的图像数量与速度超出了人体大脑处理信息的生理极限”所造成的疾病。而对于一名戈登综合征患者而言，信息并不是唯一的死因，患上此病所致的愤怒也在同时置她于死地。莫滕赫被告知，当人被一屏幕接着一屏幕的数据所淹没时产生的那种愤怒，正是将要杀死她的罪魁祸首。她的医生解释道，这种对信息的持续愤怒状态致使她的心灵开始以死抵抗外界结构，以至于创造出一种“反叛的思维模式”。医生说她反抗得太过顽固，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电脑为她判定了余下的人生：她还剩一个月可活。在这样的世界和浩瀚的信息面前，凯瑟琳·莫滕赫的大脑终日处于一种晕眩想吐的状态，因此她只能死。
莫滕赫在一家名为“计算图书”(Computabook)的出版社工作。她在等待病情消息的同时，将故事情节输入到一个叫“芭芭拉”的电脑程序里，这程序会自动根据情节撰写小说。当得知芭芭拉由于“电路烧焦”也即将死去时，莫滕赫非常同情这位与她共事的电脑程序——“可怜的芭芭拉”，她反复念叨。莫滕赫开始憧憬从前那个不受机器干涉的年代，她想以最原始的方式亲笔撰写一部文学作品。她书里的人们将是他们各自真实的样子。她想，“每人都是简单的化学结构，都不过是一束神经元，每束神经元内在的沟通系统都经由数千年的生命逐步搭建而成，而这背后的逻辑缘由如今已大都不可追溯”。
莫滕赫就职于言情文学部门——事实上作为言情文学部门的唯一主管和员工，她就是言情文学部门。因此也就不难想象，即便作为一位相信控制论的实证主义者，她仍幻想着“我的故事将包含那唯一的现实，即，这世上不存在现实，我将因此一举成名。我最好在医院里写这本书，最好在我奄奄一息的那一刻口述故事的尾声”。
在小说中这样一个几乎每人都死于衰老的世界里，唯独莫滕赫即将死于疾病，她因此变得小有名气。媒体为了满足“公众对痛苦的饥渴”而开始追踪她，希望找到抓拍她的机会。为了不让媒体接近，莫滕赫填写了申请表，请求得到为期三天的“私人悲痛”许可。
在这个被资本操控的医学宇宙里，所有人的身体都在以利润为中心的轨道上周而复始地旋转，如今在美国的某些地区，连双侧乳房切除术都可被归为日间手术。在我的乳房切除手术结束后，康复病房的驱逐令来得又快又急。护士把我从麻醉中叫醒并开始替我在出院问卷上填写错误的答案，我在一旁试图向她证明我尚未恢复，却没能成功。我告诉她，我术后的疼痛并没有得到控制，我还没来得及上厕所，也没有获得任何医嘱，我无法站立，更别提出院了。而手术中心依然强迫我出院，我便离开了。
你当然无法在刚接受过乳房切除术的当天就自己开车回家。你疼得低声啜泣，无法使用双臂，身上挂着四个引流袋，麻醉药效让你昏昏沉沉，几乎无法行走。照理说你到家以后也需要有人陪同。但是，一旦你被赶出手术中心，便没人真的在乎你将如何应付接下来的一切，是否有人照顾你，这些人为了照顾你又要做出哪些额外牺牲，需要得到哪些支持。
如此看来，即便控制了年龄、种族和收入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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