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女性乳腺癌患者的死亡率仍是已婚女性患者的两倍，这数据恐怕也不足为奇。如果你在单身的同时还很贫困，死亡率会变得更高。
所有人都明白的既定事实是，除非你此刻身处一段被世俗认可的亲密关系中，或者你活得够长久、养育出了孝顺的成年子女，或者你足够年轻、仍能得到父母的关照——否则在高侵袭性的癌症和高侵略性的利润面前，你很难被视为一个值得活下去的人。
在麻醉剂尚不存在的 1811年9月，范妮·伯尼为了移除前一年8月在胸中发现的肿块，于巴黎的家中接受了乳房切除术。手术前医生告诉她：“你要知道这会很疼，我不想骗你——你会受苦——会受‘很多’苦的！”
你，医生告诉她，会受很多苦。
伯尼如此描述她的肿瘤：“我感到这祸害扎根极深，以至于我常想，如果它无法自己化解，那我只能与它同归于尽了。”在死于癌症的长期疼痛与死于癌症治疗的短期疼痛之间反复掂量之后，伯尼将自己交给了更乐观的那种痛苦——她选择将肿瘤切除。
七位身穿黑袍的医生相继抵达。伯尼钻进临时搭建的手术床，用一块薄纱蒙住双眼。主治医生问：“一会谁能帮我捧住这只乳房？”伯尼答道：“医生，我可以。”她扯开薄纱，亲手捧起自己的乳房，以便医生一边切除它，一边细细向她阐明它内部灼烧的疼痛网络。
见此情景，医生默默为伯尼重新盖好薄纱，将她的手放回她身旁。“毫无希望了吧，”她后来写道，“就这样绝望又自暴自弃了。我再次合上双眼，全然放弃观察，放弃反抗，放弃干涉，悲壮地决定就此任由自己被摆布。”
伯尼如此形容手术过程中的她的双眼：“它们感觉像是被密封住了一样。”
并非一定要目睹苦难才能对其感同身受。在疾病中，失去始终是至高无上的知识来源。在另一部关于乳房切除术的著名文学记载，奥德丽·洛德的《癌症日记》中，洛德如此描述自己的经历：从麻醉中醒来的她，身体已被彻底改变，脏器被切割活检，心中因此充满恐惧——出于亲身经历的必然，一个人在全身投入于“失去”的同时，势必也翔实地目睹了这种全身投入是多么无法实现。人拥有身体，也就意味着人无法自始至终、毫无遗漏地看到自己身体的遭遇。
对伯尼而言，即使紧闭双眼，她仍旧昏厥了两次，倘若亲眼观察自己身体的遭遇，定是惨不忍睹。为了保存觉知，她彻底放弃了观察。因此她笔下的经历超越了任何肉眼所能提供的证词，成为凌驾于视觉体验边界之外的、对疾病其他层面的见证。1978年3月25日，奥德丽·洛德这样写道：
觉知(knowing)有别于相信、信赖甚或是理解，它向来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我心甘情愿以任何痛苦作为代价，好去仔细体会沉思的重量，不是被信念或是信仰，而是被切实的感受完全填满，被各种直接或间接地源自一切真实的知识(knowledge)填满。
觉知不同于感受——对任何并非专家的人来说，它都是可以被指责和质疑的。于是，就像对身体的感受会阻碍人们观察自身的遭遇一样，过于强烈的感受同样可以阻碍人们思考——至少对于伯尼来说是这样的。她在记录自己的乳房切除术时提到，手术中的感受使得她无法思索整件事的经过。但无法思索不代表就没有觉知。即便是在手术过去九个月后，在她用来记录这一事件的整整三个月里，伯尼写道，她仍然无法在重读自己所写的文字时不感到恶心。她写下的不单是浅显的关于乳房切除术的记录，她所记载的，是我们不得不目睹却又无法直视的事，是我们不得不理解却又不忍细想的事，也是我们深知必须去书写却在写下后不忍重读的事。
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恶心，提笔写它也让我感到恶心，阅读别人关于乳房切除术的记载更是令人难以忍受。有时我会羡慕过往的凄惨境遇，因为它们至少是不同于我眼前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凄惨与羞辱，而这种羡慕同样让我感到恶心。
据《癌症日记》记载，洛德在20世纪70年代切除单侧乳房后，在医院休养了五天。当时洛德有一间能接待访客的病房，一张供她休息的病床，她在被赶出医院之前起码恢复到了能在走廊里慢慢行走的程度，回家后也能继续休息数周。她得以将自己失去的乳房，而不是因化疗失去的记忆功能、语言功能和思考能力，视为她患癌的主要事件。而如今，在进步的假象之下，许多乳腺癌患者却得不到与洛德当年相似的待遇。手术结束后，她们无法获得充分的疼痛管理，也未曾接受解决乳房切除疼痛和术后行动不便的理疗，更没有假期可休。失去乳房远不是她们在癌症之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在美国，她们得不到一张供人休息的病床，也得不到针对化疗引起的感官损伤的康复治疗——她们能得到的，是由联邦政府批准的乳房重建服务，她们甚至可以选择任何材质的乳房填充物。
在阅读关于乳腺癌的历史叙述时，我时常对过去那个尚未因资本利益而全面溃烂的世界感到惊诧。如今，术后疼痛管理尚未到位，患者的乳房就已被切下来捐给机构或是送去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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