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患者随即被赶下病床。我与众多患者所经历的手术被称为“自驾路过式乳房切除术”。美国卫生保健研究和质量管理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年，45%的乳房切除术是在与医院挂钩且没有过夜服务的非住院日间手术中心完成的”。躺在病床上的我们才刚被切开，还淌着血，还处于强烈的震惊、痛苦和麻醉之中——但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试图阐明我们的苦痛，都得不到我们迫切需要的照护。
在切除双侧乳房之后的第十天，也是我的组织扩张乳房重建手术即将开始之际，我不得不回到学校去工作。事实上，我在手术前接受化疗的数月里一直在坚持教课，但即便这样我的病假还是用光了。如果能在保证职业生涯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有办法让我休假治病，我宁愿放弃对世上所有硅胶填充物的享用权。但如果一个人的癌症治疗超出了家庭医疗休假法案所允许的无薪假期周数那狭窄的范围，就得不到任何保障了。
使我愤怒的是，尽管身处如此险境，我却依旧要求自己拒绝承认包括洛德与伯尼在内的众多前人曾经精准描述的痛苦。我尽量不对自己的乳房切除术产生任何感觉，因为一旦试图去感知这件事的实际重量——尤其是在经历了半年的侵略性化疗之后——我仅存的那一点活下去的力气将被抹杀得一干二净。我选择不去悼念自己失去的乳房，因为我们共处的这个世界的状况比我个人的状况要糟糕成千上万倍。
同样使我愤怒的是，在手术后的日子里，除了拜托朋友开车送我上班外，我别无选择。他们为了帮我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还要替我把书抱到教室里，因为我的胳膊无法用力。在因术后的痛苦与失去而神志不清的日子里，我教了一堂三小时的课，讲的是沃尔特·惠特曼的长诗《睡觉的人们》——“徘徊又迷糊，神志恍惚，理不出头绪，自相矛盾”。讲台上的我，胸腔被缝挂的引流袋紧紧压迫着，似乎应该表现出乳腺癌幸存者那种肉眼可见的勇气。而我的学生对我身上发生过什么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那一刻的我有多疼。
当一个人公开抱怨关于乳腺癌治疗的任何事时，她的抱怨通常会被更大一群人的声音淹没，其中很多人从来没有患过癌症，却指责她不懂得感恩，说她已经够幸运了，警告她消极的心态会害死她，提醒她搞不好她还是会死的。和所有癌症患者一样，我被告知要心存感激，因为这样有益于我的康复。我有接受治疗的机会，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有朋友，有幸活到今天，我想我或许确实是心存感激的。正如惠特曼在《睡觉的人们》中写的：“谁还没有走进棺材和黑暗的坟墓，要让他知道他应该满足。”我的私人悲痛许可早已过期了，就像其他所有人的一样。
事到如今也许显而易见，我的感受与体会在很多层面上都清晰可见，我的状态却每况愈下；多少次挣扎着试图得到注意，最终只换来差强人意的默许。我一遍又一遍地挣扎，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直到习以为常。得到注视，除了让可见的猎物变得更容易捕杀以外，对于哪些人群和哪些事物能够真的“被看见”的权力关系并没有起到切实的改变。
人们在注视下死去，在注视下担忧受苦，整个世界在整个世界的监视下展开。无人机驾驶员杀死可见的受害者。企业集团采集我们可见的通讯记录，计算我们可见的点击次数。我们将自己的痛苦发布到公开可见的互助小组里。布满卫星网络的天空俯视我们可见的一举一动，毫不知情的飞鸟与云朵对此无动于衷。诊断屏幕上，我们曾经私密的内脏变得清晰可见，内外颠倒。如今大多数明眼人都知道，我们切身体会过的一切都被一种不祥的注视包围着。然而，光是发现问题并不能带来我们迫切想要的解决办法，反而徒增了在它局限化真相的资本主义架构中为我们共通的悲剧制造声势的额外工作。
在悲剧的悲剧中，在我这些和你们并无不同的自相矛盾里，我并非觉得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悲伤的错误与令人愤怒的事情值得关注。只是有些事始终神秘又无奇，我想也正是在这些事物里，依然存留着一丝希冀。世界的命运依赖于那些不可见的事物带来的承诺，正如我们也该相信视觉终究不是唯一的感官。
3
我一直想写一本与美丽对抗的最美的书。我会把它命名为《环磷酰胺、阿霉素、紫杉醇、多西他赛、卡铂、激素、抗炎药物、抗精神病和抗晕眩药物、抗焦虑和抗晕眩药物、抗晕眩药物、抗抑郁药物、镇静剂、盐水冲洗、抑酸剂、眼药水、滴耳药、麻药膏、酒精棉、抗凝剂、抗组胺药、抗生素、抗真菌药、抗细菌药、助眠药、维生素D3、维生素B12、维生素B6、卷烟型／精油型／食用型大麻、氢可酮、羟考酮、芬太尼、吗啡、眉笔、面霜》。
外科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据她判断药物已经奏效，癌症不见了。在化疗六个月后所进行的双侧乳房切除术实现了“病理完全缓解”——这正是我所盼望的结果，同时也是最有可能让我有朝一日死去时不是死于这个癌症的结果。
得知这个消息的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新生儿，被一双由爱与嗔的孽债编织而成的双手环抱着。我就算再活四十一年，也不够用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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