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局

dizzle和我确诊后的第一个十月乳腺癌粉色宣传月，科曼的CEO朱迪思·萨勒诺获得了42万美元的薪水。同样在2014年，贝克休斯公司和科曼合作，生产了一千个乳腺癌粉色的水力压裂钻。正如“乳腺癌行动”的主席卡鲁纳·贾格尔所言，“当我们的后代不得不在安全的饮用水和患乳腺癌之间做选择时，他们可以回头感谢贝克休斯与苏珊科曼基金会的合作”。

在Coopdizzle的个人主页上，Coopdizzle的伴侣这样描述她死去的过程：“我能感觉到她无比强烈的想要活下去的愿望。我多么希望我能让她活下去。要是我能做到该有多好。要是我能，该多好。”

Coopdizzle曾写道：“在癌症的腹地之中，是一个可怖的世界。”

1991年，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四十岁教师尼莱纳·福克斯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她请求保险公司为她支付一种看似很有希望的新型疗法的费用，治疗包括骨髓移植与高剂量化疗。保险公司拒绝了。尽管她后来筹集到了私人资金来支付治疗费用，她还是在确诊两年后去世了。她的兄弟起诉了保险公司，而后福克斯的家人获得了8900万美元的赔偿。在那之后，另有86起相关案件，其中47起起诉成功。四个州的立法机构规定，这种治疗应由保险公司支付。患乳腺癌的女人们受到艾滋病社会活动的鼓舞，开始为接受这种新型疗法的权利而积极游说。这种疗法对医院来讲利润空间巨大——医院收取的治疗费用约8万至10万美元，而投入成本则不足6万美元。医疗保险公司开始勉强默认将新型治疗纳入保险，最终，超过4.1万名乳腺癌患者接受了这种治疗。

科研人员、医生和病人们都乐观地提出，这种疗法也许是人们期待已久的乳腺癌解药，媒体对此也大肆报道。这种疗法的治疗过程漫长而痛苦，其中包括将病人在病房中单独隔离数日。副作用包括败血症、出血性膀胱炎、骨髓机能不全、肺功能衰竭、静脉闭塞症、心脏衰竭、心脏中毒损伤、急性髓系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毒性肾病、性心理障碍及接受治疗后一年中的伺机性感染。一些记录称，每五名接受该治疗的女性中就有一人死去。

唯一有确凿数据支持这种乳腺癌疗法的研究是由南非医生维尔纳·贝兹瓦达完成的。当美国研究人员在六名女性身上复制贝兹瓦达的实验步骤时，有四人的心脏严重受损，其中两人的心脏损伤达到了致命的程度，另一人很快死于乳腺癌，第四个人活了下来，却终身残疾。后来贝兹瓦达承认，他在研究中做了假。超过4万名女性忍受了这昂贵、使人衰竭、危及性命的治疗，而它不过是个基于更多谎言的谎言。转移性乳腺癌则依旧没有解药。

在我被确诊的 2014年，美国约有 3 327 552人患有乳腺癌。在我完成本书的2019年，约有271 270人会被初次诊断为乳腺癌，其中约42 260人会死于此病。在美国，乳腺癌的死亡率在1975年前逐年缓慢增长，在1975年至1989年期间保持稳定，而后开始下降；但在五十岁以下的病人中，死亡率于2007年后基本没有变化。

谁会死于被统称为“乳腺癌”的疾病集合取决于患者的收入、教育程度、性别、家庭状况、就医条件、种族和年龄。黑人女性被确诊为乳腺癌的概率较低，死于乳腺癌的概率却较高。未婚女性同样有较高的概率死于乳腺癌，也更有可能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居住在贫穷街区的乳腺癌患者在每一个诊断阶段都面临较低的存活率。居住在贫穷街区的未婚病人的存活率在所有人群中最低。还有些患乳腺癌的人，比如变性人、单亲父亲或母亲，在我写这本书时还没有被归为他们自己应该属于的流行病学类别。

统计数据确实存在，但数据并不总代表实情。事实上，要确认乳腺癌的广度或现有数字的准确性非常难。这不单单是因为有时乳腺癌的流行病学记录背后存在着利益和公共关系的驱使——比如乳腺癌慈善机构有时会利用这些数字，企图呈现医学进步的乐观故事——也因为监察技术越来越频繁地揭露，有许多本不是乳腺癌的生理现象曾被误认为是乳腺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有多少人本只是表现出不会危及性命的良性症状，却被误导至相信自己患了乳腺癌。好消息是，过去几年里，研究人员和肿瘤科医生已开始着手严肃处理乳腺癌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

乳腺导管内原位癌(DCIS)被一些人称为“零期乳腺癌”，在2018年，大约有63 960人被确诊患有DCIS。许多DCIS患者表示，她们的医生说她们的乳房是“定时炸弹”。一些DCIS患者选择了乳房切除术或其他高侵入性的昂贵治疗。问题在于，患有DCIS的病人并不比健康人更有可能患上乳腺癌。人的身体由细胞组成，而非定时炸弹，但并没有数亿美金的产业致力于提醒我们这一事实。

2016年10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报告证实了早先乳腺癌过度治疗的研究，《洛杉矶时报》因此宣布，绝大多数由乳腺X射线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