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目相对，明知道无济于事却又在用目光向对方求助，就这样一直等到了轰炸结束。”
此时，派尔已经在前线连续工作了数月，目睹了无数人的死亡，一直都承受着非同寻常的压力，精神高度紧张，而陆军航空兵的误炸则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接下来的1个多星期，他卧床不起，不仅高烧不退，还腹泻不断，精神更是一直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派尔刚下病床就做出了回国的决定。他在写给读者的道歉信中说：“我离开前线只有一个原因，便是我必须停下来休息一阵，而用陆军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受够了’。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太多，已经到了极限……在战场上待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我精神恍惚，思绪混乱，心灵的伤痛终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派尔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多半早已出现。一年前，剧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正在以派尔撰写的《你的战争》(Here is Your War)为蓝本创作电影剧本，那是一部十分畅销的战地通讯文集；于是，他来到新墨西哥州，想要趁着派尔离开战场回国休假的机会与派尔当面交谈。米勒写道：
他内心备受煎熬，无所适从，心中满是内疚。他身形消瘦，已经完全谢顶，只有后脑和两鬓还长着淡茶色的头发。他举止温文尔雅，一点儿都不愿抛头露面，似乎是整个世界上最不愿意上战场的人。
1944年秋，派尔返回美国，成了国家英雄；美国的普通士兵更是对他敬爱有加，因为他不仅忠实地报道了前线的真实情况，还四处奔走为普通士兵争取“作战补贴”（相当于航空兵的“飞行补贴”），实实在在地改善了许多士兵的物质生活。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别称为“恩尼·派尔法案”的法律，规定在前线作战的步兵每月可以获得10美元的补贴。然而，仅过了短短数月，派尔就再次重返前线，跟此前唯一的区别是，他没有前往欧洲战场，而是来到了太平洋战场。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答案十分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他重返战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要远离国内各方面的压力：他的妻子不久前自杀未遂；扰攘的公众都想博得他的关注；还有他的业务职责，其中包括以《你的战争》为蓝本拍摄的电影《美国大兵乔的故事》(The Story of GI Joe)。1945年2月，派尔承认自己一直都不太喜欢这个片名，“但没人能想出个更像样的名字，而我则懒得要死，连想都不愿去想”。虽然我们列出了不少理由，但内疚仍然是促使派尔重回战场的最主要原因：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为国奋战，他又如何能留在国内高枕无忧呢？他在写给读者的话里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一想到要重回战场，我就浑身打怵。在我看来，无论是谁，要是他上过战场后还嚷着想要再次上阵，那他肯定是个无可救药的大傻瓜。我重回战场，绝不是因为我想要再次离家远行，不是因为我无法忍受国内的生活，也不是因为我不知为何对战争着迷，忍不住要再次经历战火。我重回战场完全是因为我们正在打仗，而我的工作就是到战场去。我心里一直都很清楚，重回战场是迟早的事情。我重回战场，只是因为我别无选择——其实我很不情愿。
派尔之所以决定前往太平洋战场，是因为他认为欧洲战场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没等自己做好重返战场的准备，战争就已经尘埃落定了。尽管这一预测并不准确，但派尔还是觉得，自己最好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太平洋战场。他解释道：“太平洋战场也有许多美国士兵，他们与欧洲战场的战友一样，都在为国奋战。唯一的区别也就是名字不一样罢了。我前往太平洋战场，并不意味着轻视了我在欧洲的老朋友。”
派尔在抵达关岛后被安顿在单身军官宿舍里。太平洋战区所有的美军营地都有这种由海蜂工兵队修建的宿舍（军官宿舍是用米色的波纹金属板搭建的小屋，配有衣橱、脸盆架、五斗橱以及两张铺着双层床垫的床）。然后，他遇到了第一个工程兵，就发现自己前往太平洋战场的决定显然受到了欢迎。工兵队的一个工程兵透过宿舍敞开的窗户看到了派尔，大叫道：“哎，你不就是那个恩尼·派尔吗？”
“没错。”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我见过你的照片。”
两人攀谈起来。不一会儿，其他工程兵也围过来。与工程兵交谈后，派尔高兴得不得了，他意识到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尽管如此，派尔也早已对困难有了充分的认识，深知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报道太平洋战场的战斗是一项不小的挑战。距离是派尔必须克服的第一大困难。他写道：“我并不是指太平洋战场与美国本土的距离，毕竟欧洲战场同样也远离美国本土。我的意思是抵达战场后的距离。在欧洲，不同采访地点之间的距离最多不过几百英里。而在这里，整个西太平洋都是战场，不同采访地点相距上千英里，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别无他物，只有茫茫大海。”
其次，派尔还必须忍受漫长而无聊的等待，眼睁睁地看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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