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初，巴克纳中将离开关岛后不久，一个名气比他还要大的人也乘机抵达关岛。他便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战地记者恩尼·派尔。派尔乘坐的飞机型号与巴克纳的座机一样，也是道格拉斯C-54型运输机，只是没有像巴克纳的座机那样配备供重要人物使用的升级设施。与派尔同行的还有12名军官和3名普通士兵，他们从夏威夷起飞，要经停马绍尔群岛后才能继续前往关岛。在抵达目的地前的最后24小时，为了睡个好觉，派尔找来几个装邮件的口袋当垫子，盖上随身携带的毯子，就这样在机舱内躺下了。
派尔征得飞行员的许可进入驾驶舱，头一次看到了目的地关岛的真面目。他写道：
天刚蒙蒙亮，飞机就穿透云层，我们眼前不再是无边无际的天空，而是目的地关岛。关岛绿树葱葱，景色优美，但远离美国本土。我们竟然飞越太平洋上空的茫茫天海，分毫不差地抵达目的地，就好像盲人独自穿过一片田地，伸出手一下子就找到了田地另一端铁丝栅栏上预先标记好的铁刺，真是难以置信。然而……对于我们的飞行员来说，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派尔的人生经历非同寻常。1900年8月3日，他出生在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达纳镇(Dana)。一战末期，他加入美国海军，成为海军士官，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战后，他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在校期间负责编辑《学生日报》(Daily Student)。他立志成为新闻记者，决定放弃经济学学士学位，提前结束学业，接受印第安纳州拉波特市(La Porte)一家小报社提供的职位。不久后，他跳槽到小报《华盛顿日报》(Washington Daily News)，结识了一名比他年长一岁的女子杰拉尔丁·西博尔兹（Geraldine 'Jerry'Siebolds，绰号“杰丽”），并在1925年步入婚姻的殿堂。杰丽虽然生气勃勃、极具魅力，但精神状况却很糟糕，不仅酗酒成性，精神也时不时地出问题；派尔先是在1942年与她离婚，一年后又通过代理人复婚。作为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Scripps Howard)的自由通讯记者，派尔在20世纪30年代报道了美国乡村普通民众的生活；在美国加入二战后，他又开始报道普通士兵的战场经历。他亲切地把美国陆军的步兵称作“小兵”(dogfaces)，并编写每日专栏，报道他们在前线的生活，在国内的300多份报纸上同时刊载。
无论是报道北非战役还是意大利战役，抑或诺曼底登陆，派尔都更愿意用普通士兵的视角叙事，而不是听信将军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高谈阔论。他还为成千上万无法给家人写信或不愿写信回家的士兵“代写家书”。他认为，美国的普通士兵全都是“好样的”，每个人都在“尽职尽责，完成糟糕透顶却不得不做的工作”。必须有人讲好普通士兵的故事，所以他当仁不让，承担起讲述者的角色。1944年1月，他撰写了一份令人难忘的战地通讯，题为《瓦斯科上尉之死》(The Death of Captain Waskow)，记录了第三十六师一位连长战死后发生的事情。瓦斯科上尉是得克萨斯州贝尔顿人(Belton)，战死时“大概只有25岁”，他“待人真诚、温和敦厚，手下的士兵都愿意跟着他出生入死”。负责运送战死者遗体的人刚把瓦斯科的尸体从骡子的背上抬下来，士兵就接连不断前来悼念。一位士兵说：“真是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另一位士兵说：“长官，我实在是太伤心了。”
过了一会，第一个到场的士兵“蹲坐下来”，派尔写道，“那个士兵伸手抓住死者的手，一动不动，一直紧握着，紧盯着死者的脸庞，足足呆坐了5分钟，始终一言未发”。过了好一阵子，他终于放开手，站了起来，“轻轻地整理了上尉的衬衣领口”，接着又“摆弄了伤口周围破烂不堪的碎布，像是要把军服恢复原状”，最后站起来，“借着月光，只身一人，沿着路越走越远”。
之后，派尔来到北欧战场，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继续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报道前线的战事；直到1944年7月25日，美国陆军航空队误炸了部署在诺曼底城镇圣洛(Saint-Lo)附近的盟军，派尔险些因此丧命，之后才离开前线。此次误炸共造成111名盟军士兵死亡、490人受伤。莱斯利·J.麦克奈尔(Leslie J.McNair)中将也在误炸中身亡，他的尸体面目全非，善后人员靠着他领口上的3颗银色将星才终于辨别出他的身份。事发当时正在一座小农场逗留的派尔写道，炸弹落到农场上，“响声大作，震耳欲聋”，他只记得“自己先是一下子趴到地上，胳膊腿全都紧贴地面，就好像连环画里蒸汽压路机碾平的卡通人物一般，之后又像鳗鱼一样连滚带爬地钻到棚屋里一辆大车下面”。车底下还有一位军官，也在往里钻，但突然他和派尔全都停下了。他们意识到，“既然四周已经全都是炸弹爆炸的声音，那么就算是钻到最里面也于事无补”。接着，派尔又写道：“我们趴在那里，两张脸的距离大概只有1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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