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唐纳(Chris Donner)中尉回忆道：“我们撞到了什么东西，车体剧烈晃动，所有人都摔作一团，然后登陆车便开始在珊瑚礁上行驶，穿过浅水区抵达海滩。驾驶员放下登陆车后侧的引桥，步兵从车的两侧蜂拥而来，我率领他们冲上了沙滩。”
唐纳是第七陆战团二营G连的前线炮火观测员，正率领由4名士兵组成的炮火观测小组，乘坐第一波履带登陆车登陆。但是，由于登陆车驾驶员的失误，观测小组下车后发现自己到达了被划为陆战六师登陆场的海滩，因此必须向南前进300码抵达预定的目的地。唐纳急忙返回陆战一师的登陆场，率领观测小组向右前方前进。“我们跟着负责开路的步兵向山上跑去，”他记录道，“前方是成片的菜地。无论是看到灌木丛还是发现洼地，步兵都会端起枪来连续扫射。”唐纳扛着观测小组沉重的无线电发报机，并“因敌军一直都没有反击而兴高采烈”，只是“稍微担心我们在登陆时的混乱”。
32岁的唐纳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已婚，并且有一个在珍珠港遇袭三周后出生的儿子，他原本很有可能不会接到征兵令。尽管如此，他还是自愿入伍，决心为国出一份力；自1943年春，他一直都在海外作战，跟随海军陆战队第九守备炮兵营参加了攻占新乔治岛(New Georgia)、关岛的战役。1944年12月末，他只差一个月就可以获得“回国休假”的机会，却作为补充人员被派往隶属于陆战一师第十一陆战团三营H炮兵连任职。
唐纳担任的前线炮火观测员是炮兵中“最艰苦”的差事，任务是指引炮击方位，从而为前线作战的士兵提供支援。唐纳先是接受速成培训，学习“如何操作无线电发报机和战地电话、如何用密码发报以及如何组织像样的炮火掩护”，之后又跟随第七陆战团二营G连进行为期一周的训练，了解“步兵真正的战场行动方式”“步兵会在战场上遇到哪些糟糕的状况”以及“为何要尽可能地减少随身携带的个人装备”。登陆冲绳岛时，唐纳轻装上阵，背包里只有1件披风、1副望远镜、1个地图包和1副防毒面具。此外，他的装备还包括1支M1卡宾枪、1把丛林刀以及挂在腰带上的弹药和2个水壶。他身上可以算作奢侈品的两件物品分别是一张绿色粗呢（7英尺长，“质地及颜色与台球桌的台面呢一模一样”，可以在夜里用来御寒），以及一个装着1品脱威士忌的小酒壶。
唐纳率领观测小组向内陆前进，终于找到G连连部，接着与G连官兵一起抵达读谷机场的周边地区，“发现跑道的一端横七竖八全都是被击毁的日军飞机，但跑道本身受损并不严重，弹坑的数量要比预计的少得多”。在机场的另一端，他们遇到第四陆战团一支人数可观的侦察队。“看到G连后，侦察队大吃一惊，因为按照作战计划，攻占机场的任务应当由第四陆战团完成。”
G连稍作停留，吃了午餐后继续前进，来到机场附近的伊良皆村(Irammiya)，并在村里找到一个“穿着黑袍、下巴上长着稀稀拉拉几缕白胡子的年迈老头”。村子里的许多房屋虽然没有被摧毁，但屋顶和木墙却全都密密麻麻地嵌满弹片。越过伊良皆村，先头排在小山坡的山洞外听到里边有人声，便用日语喊话，要求躲在洞里的人出来。由于一直得不到答复，先头排的士兵先是用勃朗宁自动步枪扫射，然后摸进洞内，发现两男一女共3具尸体。只有一个3岁的小男孩幸存，正在号啕大哭，他“全身沾满了母亲的鲜血”。唐纳把小男孩交给手下一个名叫莫纳汉(Monahan)的士兵。莫纳汉洗去男孩身上的血污，背着他继续前进。
同日晚些时候，第七陆战团三营K连的少尉排长卡雷尔（‘Jep'Carrell，绰号“杰普”）按照预定计划抵达蓝色一号海滩，也就是唐纳错过的那片海滩。费城长大的卡雷尔正在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攻读物理学学士学位，然后转而加入了“V-12计划”，有望成为海军陆战队军官。在帕里斯岛新兵训练营完成基础训练后（参加“V-12计划”的多数大学生不仅有“参加校际体育比赛的经验”，还“至少完成了大学三年级的学业”，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新兵训练就好像是“一场持续时间长达9个星期的大冒险”），卡雷尔被安排进入“特别候补军官培训学校”，接受为期11个星期的培训。该学校1944年末设立于勒琼营(Camp Lejeune)，旨在迅速培养下级军官以补充在塞班岛、天宁岛(Tinian)、关岛战役中的大量损失。卡雷尔和他的候补军官同学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卡雷尔后来写道，要是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那我们的热情也许就要大打折扣了”——卡雷尔所在的培训班共有376名学员，毕业后仅过了六个月就有一半的人非死即伤。
卡雷尔与培训班的另外3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声名显赫的陆战一师（绰号“老猎犬”）下属的第七陆战团三营K连，他选择了一个步枪排。卡雷尔很清楚“机枪排和迫击炮排的排长在战斗中的生存概率要比步枪排高得多”，但他还是自愿出任步枪排排长。他“并不是想要逞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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