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前查看情况，发现他“还有一口气”。医护兵先给他打了两针吗啡，然后安排他撤到一艘用作伤员集散中心的登陆艇上。
三天前，就在二营穿过靠近国场川河口的那霸南郊时，曼彻斯特的右腿“被子弹射中，受了点儿皮肉伤”。“我能获得紫心勋章(Purple Heart)吗？”他询问医护兵。
医护兵点了点头。
曼彻斯特高兴得不得了。他终于受了“每个步兵都梦寐以求、价值百万美元的伤”。他可以撤到后方的战地医院，躺在干净整洁的病床上，吃着热饭，坐等冲绳岛战役落下帷幕。然而，当他得知二营要前往小禄半岛、在日军防线后方登陆时，他立马翻身下床，“逃离医院，搭便车前往前线，参加星期一的登陆作战”。一天后，他差点儿一命呜呼。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承认，在战争开始时的确十分莽撞，但他“很快就变成了一名经不起风霜的战士和一位见不得阴霾的爱国者”，不再看重军衔和赢得荣誉。“（他）还没发表过短篇小说，没有结婚成家，甚至都没有与女人上过床。”因而，他只想“混日子”，变成了“最不英勇的战士，只想着保命，从不逞英雄，更像一只猎犬而非雄狮”。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会在明明不需要上前线的情况下也要返回前线，还差点儿阵亡呢？直到许多年后，他才终于意识到，“那是战友的情谊。那些人是我的家人，那里是我的归宿。他们与我的亲密程度无以言表；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我都没有如此亲近的友人了。他们从未让我失望，所以我也不会让他们失望。我必须与他们在一起；绝不能让他们认为，我本有可能带领他们脱离险境，却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他想明白了，人之所以会战斗，“既不是为了旗帜，也不是为了国家；既不是为了海军陆战队，也不是为了荣誉；更不是为了其他任何抽象的观念。他们只会为彼此而战斗”。
三等兵“瘦子”卡尔顿所属的第一八四步兵团一营部署在美军阵线的东端，侧翼紧邻冲绳岛东海岸，此时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推进。“敌军正在迅速撤退，”他回忆道，“我们现在衡量推进速度的单位不再是英尺，而是英里。经常听到身边有人兴高采烈地说：‘嘿，那帮狗娘养的终于夹着尾巴跑了。’实际上，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日军刚刚后撤到另一道防线，而我们不得不再次掘地三尺把他们挖出来。”
由于桥梁都遭到破坏，再加上地形复杂难以通行，如何获得补给成了最让一营头疼的问题。空投部分解决了补给问题。某天晚些时候，卡尔顿和机枪小组的战友刚在一道山梁上挖好散兵坑，就听到飞机的声音。卡尔顿记录道：“在我们右侧山坡的空中出现了6架海军鱼雷轰炸机……轰炸机第一次经过是为了确定投放补给的方位。第二次飞过，每一架飞机都飞得很低，而且都打开了鱼雷舱的舱口。我们先是看到降落伞，之后看到一大包又一大包的补给跟着滑出机舱。有几包补给缠到一起，还没等降落伞完全打开就落到地上。只要降落伞没打开，补给包就肯定会重重地摔在地上，连蹦带跳滚上数米才停下。”
然而，这次空投的物资“全都落到”了无人地带。一两名“勇敢的战士”打算前去取回一部分物资，但很快就被日军轻武器的火力赶了回来。卡尔顿回忆道：“天色渐暗，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数米以外的食物和饮用水，却只能幻想自己吃饱喝足的样子。当然，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饿肚子了。”到了早上，空投的补给连渣都没剩下；肯定是日本兵在夜里趁着卡尔顿机枪小组的值夜哨兵“不太警惕”，悄悄溜到“距离散兵坑只有数米远的地方”，把补给全都搬走了。第二天，航空兵又来了一次空投。虽然这次空投物资降落的位置要比上回准了一些，但由于一些降落伞没能打开，一些补给“摔了个稀巴烂”：“水罐裂开，食物散落一地，一个装有250发机枪子弹的弹药箱侧面被子弹头齐刷刷地戳破，变得跟筛子一样。”
当侦察队不断向前推进，卡尔顿的任务就是用机枪提供火力掩护，确保“不断有子弹越过侦察队的头顶，射向前方山顶”。一天早上，当一支侦察队在前方刺探敌情时，卡尔顿与机枪小组的战友架好机枪，开始扫射。他回忆道：“子弹的弹道在侦察队的头顶飞过，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消失在前方的丛林。侦察队正沿着一道山梁的顶部前进，两侧都是茂密的丛林。他们刚走数百米，我就看到队伍右侧的树丛里窜出一枚膝盖迫击炮炮弹。炮弹的飞行轨迹不太正常，在空中不停地翻个儿。我扯着嗓子大喊：‘小心！’然而，距离实在太远了，他们根本听不到我的警告。”
卡尔顿惊恐地望着迫击炮炮弹落在毫无戒备的侦察队那边。“哦，我的天哪！”他嘟囔着，“炮弹要在他们正中间爆炸了！”
炮弹落到率领侦察队的军官头上，击中了他的头盔，把他砸得双膝跪地，却没有爆炸。“难道是运气？”卡尔顿不敢相信，“难不成有天使守护着他？侦察队立即举起武器，开始疯狂地扫射四周的密林。”多年以后，侦察队的一个成员告诉卡尔顿，“那个军官把那顶被炮弹砸坏的头盔当成了宝贝，还给它起了绰号：‘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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