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生平与创作年表

，跟1945年访美一样，跑遍苏联全境，称“在那里，我看到了新型的人”，“特权是不存在的”，“批评自由在苏联是全面的”，等等。由于以前的积劳和宴席上饮酒过量，访问期间高血压发作，在莫斯科住院十天。归来后，在《解放》周刊发表五篇热情洋溢的观感。

12月，被选为法苏友协副主席。

1955年

6月8日，《涅克拉索夫》（Nekrassov）首演。

6月28日，参加赫尔辛基世界和平运动大会，遇卢卡契。关于这次会见，萨特说，“两个哲学家的讨论，几乎永远只达到他们的最低水平……如果你对某种哲学思想感兴趣，那么应该求诸其书，而不要求诸其人。”

6月，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冒险》一文中，指责萨特奉行“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

9月至11月，偕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华访问四十五天，受到陈毅元帅接见。11月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文章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为建立一种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回国后，在12月1日与8日这两期《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一文。中国之行，是日后“第三世界的萨特”的第一次觉醒。波伏瓦回国后写了一本题为《长征》的书。其中说道：“萨特和我的名字，除了两三位法国文学专家，对一般人都很陌生。报上提到萨特刚出了一本《涅克拉索夫传》，谈话者对这本书表示一种有礼貌的兴趣，接着就谈中国与法国的烹调。这种相互的不识，比政治上的歧见，更妨碍彼此的谈话。”

1956年

剧本《涅克拉索夫》出版。

反对本国政府的残民政策，参加各种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我们惟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是——而且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10月末发生匈牙利事件。11月9日接受《快报》采访时，萨特指责苏联出兵，说：“法国共产党支持入侵匈牙利，我就同他们分道扬镳了”。并辞去法苏友协职务。《现代》杂志从11月号起，以三期连载萨特长文《斯大林的幽灵》（Le Fant坢e de Staline），宣称“将设法帮助法国党进行非斯大林化运动”。

1957年

1月，去波兰参加《苍蝇》首演，在波杂志发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L′Existentialisme et le Marxisme）——后来出单行本时叫《方法论若干问题》（Questions de méthode），并冠于《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一书之前。萨特认为十七至二十世纪，共有以笛卡儿-洛克、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标志的三个哲学时代，在相应的历史阶段终结之前，那种哲学思想就是不可超越的。他的存在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旁边发展起来的，并非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等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人的因素（即存在的设想）当作人类知识的基础之日，存在主义就无复存在的理由了。”

夏季，克洛德·符（Claude Faux）取代约翰·考担任萨特的秘书。

多次抗议政府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使用酷刑，侵犯人权。

1958年

5月30日，上街游行，反对戴高乐重新上台；对大选结果，深感失望。

1959年

5月，接受弗朗西·尚松（Francis Jeanson）采访，表示赞同尚松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联络网活动。

9月24日，《阿尔托纳的隐居者》（Les Séquestrés d′Altona）首演，获巨大成功。这第九个，也即最后一个剧本，有论者认为是最深刻最抓人的萨特剧作。

1960年

1960年，是萨特生涯里关键的一年。作家的形象慢慢淡出，斗士的姿态渐渐加重。频频出访，古巴见卡斯特罗，莫斯科谒赫鲁晓夫，南斯拉夫晤铁托，巴西利亚会库皮契总统。多的是照片，少的是作品。在传媒的渲染下，成为新的公众形象：法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国内因阿尔及利亚战争而社会关系趋于紧张：萨特对一些人是替罪羊，对另一些人是正义后盾。

5月，《辩证理性批判》出版。该书写于1957年底至1960年初，厚达七百五十五页。评论者认为，从书中可看出，当时萨特依然“徘徊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与极左派之间”。

1月4日，加缪荒谬地死于车祸，萨特在7日的《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撰文称：“我跟他早已吵翻：吵翻，也无所谓——哪怕彼此不再见面——还是生活在一起，不过是另一种方式而已，在我们这个狭小的世界上，彼此并没从视线里消失。”加缪虽死，但他的文学事业将以其独创性长存下去。

2月22日至3月20日古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