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马拉、海地和古巴。在古巴，与海明威再次相见。两位大作家主要讨论版权、版税、国外销售，很少谈到文学和存在主义。海明威夫人记起8月27日的晚宴，萨特及其女友欣赏的是酒菜，与海明威的谈话也未能满足她的期望：“本希望他们对存在主义文学作个回顾和分析，哪知两个作家谈得像两个商人。”
革命民主联盟发起维护印度支那和平局面的请愿运动，组织反独裁反战争国际日等活动。联盟只在知识界内略有影响，但面临冷战局势，夹峙在倾美与倾苏力量之间难以存身，萨特于10月15日辞去联盟内职务，整个组织也于年底解体。萨特写道：“沉重的打击。有了新近这次经历，终于学会应采取现实态度。运动不能人为制造。”参加革命民主联盟前后十八个月，可谓哲学家深入现实政治活动的尝试，结果并不美妙。
1950年
为路易·达尔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一书作序，公开站在铁托一边，宣扬南斯拉夫经验。注意力转向历史和经济学方面，重新阅读马克思著作。
1月，与梅劳-庞蒂一起揭发苏联设置劳改营，表示反对。
春天，去撒哈拉、黑非洲和摩洛哥旅行。
5月，与陶乐赫丝中止交往；波伏瓦称，“这是惟一使我害怕的女人。”
6月，朝鲜战争爆发，对局势看法上，与梅劳-庞蒂发生重大分歧。萨特在政治上无所适从。德·波伏瓦写道：“美国方面寡廉鲜耻，共产党又那么偏执狂热，不知世界上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容身之地。”
1951年
6月7日，《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首次公演，获极大成功。在解决知识分子与行动这一矛盾上，“我使自己笔下的格茨，做了我所做不到的事”。
年内曾去挪威、冰岛、爱尔兰游历。
1952年
《圣热内，演员和殉道者》（Saint Genet，comédien et martyr），原为热内作品写的一篇序，写着写着，膨胀成一本六百九十页的厚书。热内为一很有文采的窃贼，几次被捕，萨特曾声援过。“《圣热内》可以算是把我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含义，解释得最清楚的一本书。”
共产党员亨利·马丁因反对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拒绝服役，被捕并判刑五年。萨特1月份向当时总统递呈函件，请求给予特赦；因参加要求释放亨利·马丁的运动，与法共关系密切，对此，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势所必然》一书中有所记述：“我说过，他之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完全是由于主观的原因……我怕他接近共产党反而会远离他自己寻找的真理。”萨特把自己1952年7月至1956年11月这段时期与法共的关系，称作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他说过，“同路人也者，我认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益的人。”
萨特在反对冷战的斗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加缪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朋友因而感到不快。加缪说萨特，“你总是把自己的座椅放在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萨特在8月份《答阿尔贝·加缪》一文中，比较彼此的异同，在肯定加缪文学道路中积极方面的同时，指出他也是“一个资产者”，一个自由派思想家。多年的友谊至此中断，彼此永不见面。
11月，邀毕加索、卓别林一起去米雪尔·维昂（Michelle Vian）家吃饭，萨特自1949年以来与她私人交谊甚为密切。萨特有什么会见，米雪尔均在场，有时担任英语口译。
12月12日至19日，参加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在开幕式上发言，视为西欧的代表人物。认为生平给他希望的三件大事是：1936年的人民阵线，1944年的巴黎解放和1952年的这次维也纳会议。
1953年
出版《亨利·马丁事件》（L′Affaire Henri Martin）一书，由萨特抄录有关文章并加以评论。“这本书，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其本阶级决裂的行为。”
1月15日，梅劳-庞蒂在法兰西公学首次讲课，萨特前去列席旁听。5月，因政见不合，梅劳-庞蒂辞去《现代》杂志编委职务。
7月，去罗马小住，根据大仲马原著改编《凯恩》（Kean）一剧；以后几乎每年夏季都去罗马度假。结识作家莫拉维亚、画家枯图索等，还跟陶里亚蒂共进午餐，一边讨论理论问题。
1954年
剧本《凯恩》出版。
2月，去比利时克诺克参加东西方作家会议，遇布莱希特。
5、6月间，为法国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画册《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作序；抗议政府在奠边府战役失败后禁止苏联芭蕾舞剧团来巴黎演出；与雷诺工厂工人谈伏契克的《绞索架下的报告》。
5月24日至25日，去柏林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
5月26日至6月23日，应西蒙诺夫之邀，第一次去苏联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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