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抬起头，立即伸出胳膊，打开手掌。
她的手心有一蓝色小方块，似透明非透明，非常高级，鲜艳得像从碧空中切下来的一般。
她还要把手向前伸，只是不能再伸长，急切地上下晃动。
我不敢相信她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人。
“给你！”她说。
“不要，不要！”
话一出口，我的脸就唰地红了。也许人家并非要送给我，不过让看一看罢了。
这时她用另一只手打开铅笔盒，取出一块粉红色的小方块。
“看，我还有。”
我接了过来。
她把手上那块放到鼻子下。
我跟着放到鼻子下，香甜香甜的，糖果味。
“不能吃，香擦子，跟橡皮擦子一样，擦字的。”她边笑边体贴地做着擦字的动作。
香擦子晶莹、柔软、芳香宜人，我还真想用牙咬一咬。但它不属于我，我还了回去。我老位一旁目瞪口呆，牛眼睛瞪得更大了。看什么看，没见过香擦子啊？
高志红接回香擦子，果断用小刀一切两半，留下一半，另一半伸手给我。
“俺妈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我有气无力地说。
“对呀，”她遇到知音般喜悦，“俺妈也不让！”
时隔多年，这个情景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生动，高志红侧着身伸胳膊送我香擦子的样子呼之欲出。
回顾过去，我对初中以前的事情记忆特别深刻清晰。我想，可能在人生中存在一条时间魔线，过了它，记忆就从此混乱模糊了，感觉似乎也麻木迟钝起来。我的时间魔线在我家从战备街道搬到延安路之后不久。当时，我曾惊奇地向新同学描述，他们愣愣地看着我摇头。我品尝到了不被理解的滋味。我比他们先在长大。
第二堂自习课，那个打人的同学进了教室做检查，念完检查，发现座位被我占了，一声没吭，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了。放学后，打人的同学把我堵到操场角上，非要我跟他单挑，真是莫名其妙！他见我不敢，又提出比双杠。我还没见过双杠长什么样子呢！于是，这个矮我半头的小崩豆子先跳了上去，翻了个翻儿，大声叫我看清楚点。可在翻第二个翻儿时，他摔了下去，趴在地上没了气。我想喊人，同学都已经走没影了，赶紧背起他往学校大楼跑。半路上他醒了，跳下地第一句话，邀请我到他家去玩。“我就是杨明，你听说过吧！”他一摆手，“以后你会知道的，你跟我玩，谁都不敢惹乎你，谁惹乎你，谁跟你梗梗，你告诉我！走吧，去我家！”
我说天太晚了等明天。他说好吧明天一定去！然后知心朋友般劝我别再欺负林莉了。我不会欺负人呀，“谁叫林莉？”“你老位，昨天是我老位，她经常帮我写作业。哎，听说高志红给你一半香擦子，等明天我给你一块灰白两用擦子，一头擦钢笔，一头擦铅笔。不要？那么小刀呢？”“不要，我什么也不要，你告诉我咱学校厕所在哪里？”“大便小便？”“小便。”他一招手，自己走到宣传楼后面，哗哗尿起来，见我久久不肯过去，便腾出一只手，把真正的厕所指给了我。
从这个厕所开始，在他那双打砖头（锻炼拳头的硬劲儿）打得疤痕累累的小手指点下，大连许多好玩的地方逐渐向我展现，劳动公园，星海公园，天津街——这些地面光景不再令我新鲜后，他就带领我钻到地底下，这正是我最神往的。战备街道的防空洞四通八达，错综复杂，让我过足了冒险瘾。想到只有我们俩能在洞中任意行走而不迷失方向，就觉得这一座座庞大的地下宫殿仿佛只属于我们俩的一样。
在这之前，我从没遇到过像杨明这样充满活力的伙伴，以后也没有。他的好多不同凡响的作为叫你既吃惊又佩服，想学也学不来。
他敢一个人不拿手电筒进洞，摸黑走二十多分钟从另一个洞口出来；面对高他一头的对手，二话不说，跳起来就是一拳；除了他，不是吹，还有谁能用一只空火柴盒、一根长木棍、两个针药瓶塞，做成一辆马车，棉线套上一只螳螂拉着满桌子上跑；把一个玻璃蛋儿凑到嘴边哈哈气，喊声“坐蛋！”，拇指一弹，笔直射出，“啪”地撞飞五米外地上的另一个蛋，它却死死钉在被挤飞蛋的位置上（而我怎么练都是“掐地豆子”，就是说手中的母蛋不是弹出去而是挤出去的）；向你借两张纸牌下楼，回来不仅捞回了老本，赢了鼓鼓囊囊一兜子都给你；左右手各伸出两根手指伸进嘴，用力一吹，比铁哨子还响。——三层楼上一家的小气窗打开来，高志红探出头，“迟到了，迟到了！”
上学的第二天，我被安排到高志红小组（她主动向老师要我），顶替了跟杨明打架的那位同学。学习小组仅我们三个人，高志红组长，我副组长，杨明组员。
杨明家只有爷爷和他。一间屋被夹成两个小间，老头儿在里间，杨明在外间。当我们在外头疯打闹，里头就敲木板壁子，哗啦哗啦响，我们就暂时消停了。好在老头不在家的时候多，这样我们就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杨明的爷爷码头当过工头，属于坏分子。他鹰钩鼻子，瘪瘪嘴，眼珠叽里咕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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