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彪子

她在一次同乡聚会上相识。姑娘话不多，但很内秀，句句能打中想打的靶子。我一下子被她迷住了。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性格内向，事情总没有突破性进展。有一天傍晚，她来我们宿舍交还借我的书，我跟她在校园溜达，我跟她讲了一个白天刚刚听来的笑话，虽然我并不擅长讲笑话，但那个笑话本身很逗人，她开心极了，突然，她放弃了女学生的矜持和不伦不类的普通话，用她那双挺耐看的单眼皮望着我好一阵子后，可狠骂了一声，“彪子！”我心花怒放，姑娘在向我吐露衷情呢，我俩关系从此明确下来。

大连的普通市民喜爱这个词，市政府的官员也不例外。前不久的一次现场直播，东三省商品交易会开幕式，一个工作人员对一个准备发言的官员耳语几句，官员听后勃然大怒，脱口而出，“不要理他，纯是个大彪子！”通过麦克风，传向了四面八方。

至于我本人，倒是很少说这个词，用法也稍有不同。一段时期，我在粗略评估某个人时，标准只有两种，“彪子”和“一般”。“一般”是指那些普普通通，没什么吸引力的人，像白连江、福特总统都归在“一般”里。我当然也在其列。“彪子”是指特殊的，令人感兴趣的，富有诱惑力的人。会计说的不错，杨明的的确确是个彪子。拿破仑、巴顿、梵高都是彪子。

七十年代的某一天，一个日本小老头来到战备街道探视旧居，他拄着拐杖院里院外地拍照，最后大门口跪下，磕了三个头，掏出手帕擦擦眼，一头钻进了轿车。

我这个刚从山东农村搬来的孩子趴在炮台山顶碉堡里，通过瞭望口，望着小轿车开走，胡乱琢磨了半天，才慢慢走回家去。

新家安顿停当，我也该去上学了。一路上，爸爸不停地嘱咐我要听老师话，团结同学，完成作业。因为得不断回应，我漏掉了街道两旁许多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非常好看的光景。到了学校大门口，爸爸拽住我，问我能不能记得回家的路，我说能。爸爸似乎不大相信，就又跟我研究了一阵识别方向的窍门才领我进去。

“叫什么名？”老师问我。

“陈为民。”我努力掩饰山东口音，不成功，脸更红了。

老师转向爸爸，“挺老实的孩子！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育忠小学不就是专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么。”

爸爸听了非常高兴，却板着脸说，“要是他不听话，老师你就揍他，使劲揍。”又跟老师客气几句，就去上班了。

老师领着我出了办公室，穿过昏暗的长走廊，打开门，进到了一间敞亮的教室。“呼啦”一声，同学们全坐直了，双手背在椅子后边。

“同学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为民同学加入二年四班光荣队伍！”

掌声雷动，我一阵晕乎。

我被安排到最后一排，老位是一个长着一双大牛眼睛的小矮个儿女生（她是远视眼），对我的到来很不愿意，扭着头不看我，还把椅子朝外挪了挪。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座位原是空着的，最前排有个男生破坏纪律，被惩罚到这里坐。今天，这个调皮蛋跟学习小组的同学打架，被赶回家写检查去了。

写字的黑板竟然不是木板而是玻璃的！书桌的盖面可以翻动！窗外一望，树梢才够到窗台边儿！我暗暗庆幸，来大连以后最强烈的愿望已经实现——登上了高楼大厦。

突然电铃响起，一长一短交替。同学们纷纷起立，排成一列。我夹在其中，磕磕绊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走廊里拥满了其他班级的同学，个个神情严肃，但并不慌张。“快！快！”一位老师站在楼梯口指挥。我们来到操场，脚步没有停止，边走边被分成三股，分别向三座防空洞跑去。防空洞里有书桌黑板，跟楼里的教室差不多。

原来这是防空演习。

第一堂算术课在防空洞中进行，“八路军某支队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第一天消灭20名日本鬼子，第二天消灭30名日本鬼子，第三天消灭15名日本鬼子，问：共消灭了多少名日本鬼子？”我迅速心算，共消灭了65名日本鬼子。但是，老师的问题是“已知条件是什么”，我可就听不懂了，老家的老师没这么教过。同学们几乎全体都举了手，有的为了提高手臂，屁股都离了座位。一个女生一边高举手一边回头望我，老师叫了她，“高志红回答！”我老位失望地放下手，气哄哄地嘟囔，“张罗，张罗！”

课间休息时，我没敢离开教室，怕上课前找不回来。同学们出出进进，有说有笑。我觉得有人在笑话我的山东话，可我一句话没有讲呀。我打开语文书，专心看里面的插图，好容易挨到中午放学，我赶紧往家跑，憋尿快把我憋死了。

下午自习课，我看绘画书，我老位算算术。她不时拨拉拨拉手指，又赶紧把作业本捂上，生怕那些歪歪扭扭的小虫爬到我的作业本上似的，岂不知我上午课间休息已经做完了。趁她拨拉手指，我瞥了一眼作业本：算完了两道题错了两道题，第三道题非常简单，又把她难住了，一副愁眉苦脸的着急样。

“哎！哎！”那个名叫高志红的女同学在叫我。她坐在我旁边一趟的中间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