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地说：“天哪，天哪。”
再次见到离世多年的母亲，看到她脸上的喜悦与释然，丽贝卡很开心，但也难免惊恐，毕竟这是死人的探视。
“我的儿子呢？”丽贝卡问。
可她母亲似乎没听明白。“你说什么？”她接着说道，“你生了个小女孩，你瞧。”
“我的儿子出事了吗？”丽贝卡又问，话里带了哭腔，呜呜咽咽。
母亲脸上露出恐惧的神情，她眼神飘忽，不禁望了一眼护士们。
母亲说：“医生说你可能做了一些古怪的梦。”
THE DREAMERS 57
丽贝卡醒来后数年，亲朋好友都说她拥有一种像她这么年轻的人所不具备的智慧，而没说出口的还有一种切实存在的疲惫。她花了好几个月，才相信自己是个十九岁少女，而不是一个活了好几十年的老太太。膝盖上的女婴竟然是她的孩子，这对她而言是多么难以理解，恍若隔世。
还有她的儿子，她生命的每分每秒都在想念他。没人能理解，为什么她能与一场梦有这么深的羁绊。可对她而言，她的儿子与别的事物一样真实：她与他共度了四十年。有时，有那么一刻，丽贝卡确信她看到了儿子在街上——他的嗓音、他的脸形，就同她女儿细小的手指和圆润的脸颊一样清晰无疑。
没有悲伤能盖过因孩子而生的悲伤。
丽贝卡的医生发现她的幻觉错综复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脑海中持续几十年的记忆，贯穿一生。她的症状符合一些已知的精神障碍：认为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认为身体不是自己的身体，难以分辨现实和梦境。
她身上仍存有笼统的晦涩感：思维缓慢，记忆混乱。
“在沉睡了这么久后，这样正常吗？”她的母亲问。
尽管她的母亲、父亲和兄弟都得了沉睡病，可没人睡得像她那么久，也没人记得那么逼真而现实的梦。专家仍无法解释沉睡病的生理机制和该病对丽贝卡大脑的影响。
她的父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感激。想想他人，想想逝者。她父亲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1]
在那之后，丽贝卡没和任何人保持联系，包括塞勒。我们是多么擅长从宁愿永不相见的事物上移开目光啊。
未婚先孕——她从没料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她身上，而她的父母竟然对此不置一词，反正她是不记得他们有过任何负面言论。他们说这是上帝的礼物。这个女孩，你的女儿，是一件礼物，无关乎她是怎么来的。他们就此打住，没有多加追问。这件在她看来可耻到能让家里天翻地覆的事，她所担心的一切后果，就这么从她的脑中淡去了。
可一种感觉仍在持续：那些片段在消失。她的医生说，大脑很神秘，它需要时间来恢复。她的母亲说，你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们会经历一些糟糕的事，但我们终归会挺过去。
有些想法丽贝卡一直藏在心底，谁敢肯定地说那场人生是场梦，而这场不是呢？她能靠什么东西来证实，在这儿的时光——女儿躺在她的大腿上，甜甜地看着她，那小脸颊，那小乳牙——不是她在年老时做的一场奇异的美梦呢？
但有些事很简单：她抱起自己的女儿，就像很久以前抱起自己的儿子一样。她对女儿唱曾给儿子唱过的歌。她同样疯狂地爱着女儿，或者更甚。也许这回，失去了另一人让她更加爱意满怀。
防疫封锁线解除一年后，纳撒尼尔最后一次离家。
他给女儿写的最后一封邮件很简短。他在邮件中写道，他要去为亨利找一种疗法，疗法仍处于实验阶段，但希望很大。他还说，不能将未经证实与不可能相混淆。
他带着亨利办完手续离开养老院。他们驾车去机场，乘飞机从洛杉矶飞到墨西哥城，最终抵达更南边的一座小城。那儿有位麻醉师承诺，他能用药物让人进入与圣洛拉病毒发作时同样的梦乡。
一根针头插入亨利的血管，另一根插入纳撒尼尔的血管。药物注入时，他抓住亨利的手。还没到一分钟，他们就扛不住困意，睡着了。
如今他们仍肩并肩躺在墨西哥群山间的一个诊所中，由护士照顾。他们的心脏在跳动，肺在呼吸，而望着这个世界的双眼闭上了。
他们俩现在正一起待在某个地方，或在房屋后头的树林里，林间的树同三十年前一样枝繁叶茂；或在后门廊的旧椅子中，共饮亨利最爱的爱尔兰威士忌，该酒如今已停产。谁能说并非如此呢？谁能说他们没有梦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呢？
大学再次开学，课程重新开始。小桶又开始在兄弟会活动屋前头的斜坡上滚动。
但要过好几年，这所学校的录取率才会回升到先前的水平。人群中流传着让圣洛拉镇更名的请愿。
病毒不仅仍活在国家的四级实验室中，还附着于圣洛拉空荡荡的房屋、走失的宠物、无人打理的花园、先前弃置在超市和教堂的停车场上后来被一辆辆拖走的旅行车，以及几周来处于医疗帐篷阴影下枯死的草皮。病毒还驻留在一些人疲惫的面容和缓慢的步态之中。也许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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