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过了头，不太自然。
“你有想过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大一栋房子吗？我是说，他们要这么多东西做什么？”马修问。
他从钢琴上拿起一个小鸟的雕塑，像个孩子一样托着小鸟飞翔。
“小心点。”梅说。
也许她不该带他来这里。
壁炉上挂着一把闪闪发亮的蜂蜜色吉他，琴箱上文着一个签名。这不能碰——这是梅对住在这里的小女孩说的话。小女孩才两岁，刚刚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能碰，小女孩每回路过吉他都会说，不能碰。可马修来了，他伸手够吉他，想拿下来弹奏一曲。
“嗯，那个，你能别碰吉他吗？”梅说。
她不该这么说。太尴尬了，对这种身外之物的在意，还有句末上扬的语气，像在质问，像在告诫他不该碰吉他。
“放轻松，他们不都在大洋之上吗？”马修说。
他全身都在活动，手在打响指，脚在踩节拍。他转而将咖啡台当鼓面打起鼓，随后爬上小女孩的摇摆木马，怪模怪样地跨开双腿。他的行为有种冒险精神，他的狂野似乎有那么点感染力。
“我想把窗帘拉上。”梅说，“这样邻居就看不见我们了。”
这栋房子有很多窗户。
随后，梅在厨房里找到了马修——左手握着一瓶红酒，右手拿着一个开瓶器。
“你真不该这么做。”梅说。
下一刻，软木塞“砰”的一声弹了出来。紧绷之感传遍梅的全身，谁知道这家伙还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在别人拥有那么少时他们却拥有这么多，这是不对的。”马修说，“我们可以把红酒倒进下水道，以示抗议。”
他没有说到做到，而是将红酒倒入两个咖啡杯，将其中一个杯子推到梅的面前。
“不用了，谢谢你。”梅说。
他笑了笑。梅现在明白了，带他到这里来就是个错误。
“喝吧。”马修说。
马修就站在那儿一瞬不瞬地盯着她，所以她抿了一小口。红酒的口感令她惊喜：清凉爽口，和她在卡特里娜喝过一两次的醇厚红酒截然不同，舌尖上的那一丝暖意似乎永远尝不够。在那时，脑子别犯浑似乎无比重要。可现在，这听起来极其幼稚，狗屁不通——马修会这么说。
“我们得记得走的时候把酒瓶带走，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把酒给喝了。”梅说。
“那大可不必担忧。”马修说。
梅又抿了几口。也许她不想继续做原来那个循规蹈矩的女孩了。
警笛声时不时从远处飘来。直升机破空飞行。
马修打开电视。他们沉入舒适的长沙发，掌心传来真皮的凉意。
“看，我们上电视了。”马修说。
屏幕上是他们的学校，播放的是直升机的航拍画面。学校被警车包围，警灯闪个不停。记者说，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有二十多个学生离开了隔离处。
坐在这条长沙发上，情势越发显得没那么严峻。说实在的，还有些好笑。马修一次次为梅续杯。
他说起美国历史，谈到了那该死的检疫隔离伦理，还有公民自由。
有那么一刻，梅很想闭上眼睛。可没过几秒，扫弦的声音响了起来。壁炉台上的签名吉他已经横跨在马修的大腿上。
“我觉得这只是个装饰品。”梅开口道，可她已经融化在了长沙发里。
那瓶红酒立在咖啡台上，几乎见底。
“这玩意儿完全不在调上。”马修说。
他不该玩吉他的想法停留在这片空间的某一处，可这只是个观念，而不是感受，就像个理论性的东西，与她毫无联系。
她感到越来越疲惫，太累了，也许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困过。一闪而过的恐惧让她不由得皱眉：如果这是那种病在让她渐渐失去意识，那该怎么办？可这种担忧很快烟消云散。一切可能性都渐渐淡去，除了掌心下冰凉沉静的皮沙发，还有后脑勺那软绵绵的垫子。
“嘿，等等。”马修说，“你睡前最好喝点水。”
可已经晚了。她已经坐在马修身边睡着了。那是一段如海洋一般的幽暗睡眠：深沉，寂静，空旷得没有一个梦。
[1] 圣塔安娜风（Santa Ana wind）：一种极其强劲、干燥、炎热的离岸风，起源于大盆地高原的气团，影响沿海的南加利福尼亚州，因扇动地区野火而臭名昭著，又被称作“魔鬼风”。
[2] 荣格：指卡尔·荣格（Carl Jung），瑞士心理学家，曾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合作，一同发展及推广精神分析学说，后与弗洛伊德理念不和，分道扬镳，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