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1
起初，人们归咎于空气。
毒素弥漫虚空，危险随风而至。这是一种古老的说法。灾难降临的那一夜，一大片迷雾从城市上空缓缓飘过，宛如某种气象，或是起火后的烟雾——后来有人这么说，可没人找得到起火点。有人说这得怪罪于干旱，连年的干旱使得河水干涸，黄沙漫天。
无论它到底是何物，它悄无声息地来了：突如其来的困意，猝不及防的闭眼。大多数病人是在床上被发现的。
不过，有些人会告诉你，这种病并非头一遭，它的远房亲戚早已造访过我们的同胞。在早几个世纪前留下的信件中，你偶尔会翻到一些记录，记载了一种古怪的睡眠状态，神秘莫测，久久不醒。
1935年，两个孩子爬进沙尘舱睡觉，九天九夜都没醒。类似的病曾席卷过一个墨西哥村落——尼恩特村，村名意为“乌有”。在那之前三千年，一位希腊诗人描述了一个海滨村庄中一连串离奇的死亡：他们死了，像是为梦所裹挟——据后人转译：像是沉没于梦中。
这一次，它始于一所大学。
一个女孩从聚会上离席，她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她对朋友说：“我好像发烧了，像是得了流感，还很累。我从来没感到这么累过。”
THE DREAMERS 2
女孩的室友——梅，事后回想起自己被开锁声吵醒。漆黑之中，室友卡拉爬到上铺，弹簧嘎吱作响。卡拉像是醉了，她从进门到上床的动作是如此迟缓。可屋里太过昏暗，看不清楚。同往常一样，两人沉默无言。
第二天早晨，梅看到上铺的卡拉还在熟睡。她没换衣服，黑靴子的细高跟从毯子下头探出来。卡拉曾这么睡过一回，因此梅未作多想。她轻手轻脚地更衣穿鞋，轻轻地开锁，轻轻地出门，尽量不吵到卡拉。她让自己在这片空间留下的印记尽可能地轻微，不被人看见让她感到舒适。
这儿是加利福尼亚州，圣洛拉镇，梅上大学后的第六周。
一整天，梅都待在外头，没回寝室。她觉得这样更自在。她依旧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一眨眼间，寝室里的友谊便结成了，宛如忽然冻结的厚冰，唯独她格格不入。
每天晚上，卡拉和同层的女孩会聚在浴室里，身披浴巾，挡着水池，倾身凑向镜子，勾描唇线和眼线。浴室在走廊另一端，可坐在寝室桌边的梅仍能听到她们的欢声笑语，比吹风机的嗡嗡声还要响。
“认识他人需要时间，有时得好几年呢。”母亲在电话里这么说。
不过，梅向母亲隐瞒了好些事。比如说开学第一周，几个男生来敲门，说走廊里有股臭味。他们一路嗅探，来到了她的房间。“你屋里有什么东西烂了吧。”他们二话不说闯了进来，挤满了窄小的空间。他们一个个人字拖、沙滩裤，头上的棒球帽压得低低的。
他们围在梅的桌边嗅来嗅去时，眼睛忽然一亮。“就是这儿！”他们纷纷捂住鼻子，指着底柜质问，“这柜里的东西不对劲儿，你到底在里头放了什么？”
底柜里放着她妈妈做的鳕鱼干，一同带来的还有三条黑巧克力和两块薰衣草肥皂。
“这是我妈亲手做的，”她解释道，“这是鱼。”制作鳕鱼干是她母亲从外祖母那儿继承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手艺之一。梅的外祖母是家族里唯一的中国人，而非圣地亚哥人。
她知道男生都管她叫“安静的小妞儿”。他们曾对她说：嘿，安静的小妞儿，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呗。她不觉得自己沉默寡言，可这一刻，像是被他们震慑住，霎时哑口无言。
“天哪，真是臭死了！”一个叫汤姆的男生说。他个子最高，是校篮球队的一员。他的脸周围系了一条红花绸，像极了南北战争时医院里的护工。
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想起汤姆遮着嘴的红花绸，梅都羞愤得满脸发烫。
最后，她将一包鳕鱼干扔进了走廊尽头的垃圾滑道，伴随着塑料与锡板的刮擦声，它从十楼一滑到底。男生们围着她，确保她说话算话。
“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卡拉事后说。梅这才知道，是卡拉告诉男生说寝室里有股怪味，可这事她从没和梅提过。
就因为这么些破事儿，每天下午，梅都待在一家校园咖啡厅里。十月那天，她在咖啡厅里坐了很久，等到吹风机沉寂，电熨斗冷却，卡拉和其他女生已离开楼层，一头扎入姐妹会五花八门的例行活动中。至于男生，但愿他们在吃晚饭吧。
那一夜，梅在出门九小时后才回到寝室。寝室门上挂着一块白板，上头有一张纸条，用红笔写着：我们先走了，你在哪儿？这些话，显然是写给她室友的。
梅拧锁开门，看到卡拉的姿态与早晨别无二致：躺在上铺，蜷着身子面向墙，黑靴子从被毯下伸出来。
“卡拉？”梅轻声叫唤。窗外夕阳西下，天朗气清，浮现出粉色的晚霞。梅打开顶灯，又叫了一声：“卡拉？”
可卡拉没有醒。梅的苦苦哀求、两个急救人员更大的嗓音都没能让她醒转。在她皱得不成样的裙子下，急救人员很快探出她还在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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