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微弱的脉搏。
卡拉仰头躺在担架上，张着嘴，凌乱的棕发披散在脸上。别的女生见了她的模样失声尖叫，可她依旧毫无反应。外头松林间的蛐蛐儿叫得正响，夜里凉爽的空气拂过她的皮肤，可她一直沉睡不醒。
梅赤脚站在路边，看着急救人员将担架抬入救护车明亮的舱室，动作有些粗鲁。她想说，你们小心点。接着车门关闭，留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街上。
急救人员之后会汇报：在救护车疾速驶向圣玛丽医院的一路上，女孩一直沉睡不醒。即便救护车汽笛高鸣，灯光闪烁；即便一路上坑坑洼洼，不停颠簸。到医院后，两位医生试了好多次，也没能将她唤醒。
那一晚，在医院其他楼层的产妇分娩时女孩在睡，婴儿出生时女孩还在睡。在她沉睡时，远处一个病房里有个老人去世了，意料之中的死亡。他的家人们都来了，还来了一位牧师。
她睡过了日出，睡过了日落。
然而，在头几个小时内，医生们找不出任何疑点。她就像个正常的女孩，正处于正常的睡眠状态。
其后的事态发展让人不知所措：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的心跳变得那么慢也没触发监护仪的警报？但你得知道这点是真的：几个小时内，她本就轻浅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浅。
事后很难解释，为何她最后的心跳没被心电监护仪记录下来。
THE DREAMERS 3
女孩们哭个不停，无心睡觉。她们穿着拖鞋和长袖运动装，围坐在一间屋子里的粗毛地毯上，握住彼此的手。她们喝了茶，心中一直在想：要是能早点去看看她就好了，要是在她说自己不舒服时多留个心眼就好了。她们早就该知道，早就该做点什么，那样兴许就能救回她的命了。
男孩们不再吵闹，酒倒是喝得更猛了——全是挂着假商标的廉价啤酒。起初几天，他们把手插在兜里，只想着不与女孩们打照面。仿佛他们即便从那些女孩轻易的亲近和紧挽的双臂中，都能感受到完整的女性痛苦史，感受到她们世世代代被训练出来的对悲伤的感知。
对女孩们来说，穿衣搭配感觉不对，梳妆打扮感觉也不对。头发不洗了，腿毛也不刮了，一切交流漂浮在悬而未决的困境中。她们戴上了框架眼镜，男孩们这才知道，有超过一半的女孩戴眼镜。
她妈妈真可怜。女孩们互相讨论，膝盖紧紧蜷到胸口，仿佛这一冲击让她们重归幼年。她们回忆自己的母亲，想象家中厨房响起的电话铃声，那地处亚利桑那州、内布拉斯加州、伊利诺伊州或别的州别的城镇的家。“我想象不出来。”女孩们纷纷说，“我根本没法去想。”
葬礼地点在堪萨斯，去那里太远了。
“我们得为她的父母做些什么。”一个女孩说。她们已听说卡拉的父母明天会来收拾她的东西。“我们得订些花。”
女孩们一致同意。她们都有种迫切的渴望，想做点该做的事，仿佛彼此之间心灵相通。刹那间，生活被击中核心，变得支离破碎。
她们最后选了两束白百合。每人都在卡片上签了名。
她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事可做，心中却有一股生生不息的渴望。与此同时，她们之间还流动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慷慨。相比之下，曾经的烦恼与别扭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不值一提。斗争结束了，前嫌冰释了，两个姑娘给高中时深深爱恋过而今已再无当年模样的男孩打了长途电话，与他们言归于好。
不过，女孩们仍渴望更多，她们想出点力。
梅走进大厅，抱着双臂垂着头，黑发紧紧扎成马尾。女孩们都注意到了她，而此前她们从未注意过她。
没人说得准这个和卡拉住同一间屋的中国或日本女孩叫什么名字。女孩们一致认为，她不必自责，因为那时她不可能知道卡拉需要帮助。
“我们得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一个女孩轻声说，“我们得跟她说‘你不必太难过’。”
但她们什么也没做。
“她说英语吗？”另一个女孩问。
“当然，我觉得她是同我们一起的，是吧？”另一个女孩说。
不知从哪个房间飘来了微波爆米花的香气。没人打算去上课。
订的两束百合下午送到了，但比女孩们预想的少。她们终归无法如愿以偿，无法找到途径来传达心中一些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言喻的东西。
卡拉的父母脸色苍白，双颊凹陷。母亲穿着灰色毛衣，和卡拉很像，只是肤色不同。父亲留着络腮胡，身着法兰绒衬衫。三十年前的他可能就和住这层楼的男孩子一个样。他无精打采地靠在门框上，低着头垂着肩，手像男孩们一样插进兜里，不知将会面临什么。
他们慢吞吞地开始收拾女儿的东西。
看到他们，女孩们畏缩了。她们躲进各自的房间，生怕说错话。好一阵子，这层楼唯一的声响是撕扯胶带的刺啦声，时而有衣架的撞击声，还有裙子轻轻放入盒子的声音。
从远处看这对父母，女孩们一下子误解了人到中年的通常特征，将他们前额的皱纹、眼睛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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