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义”(Cosmopolitan)的环境中，超越了狭隘的地方主义。

而同时，段义孚就读的小学也为他开启了世界主义的视野。战时的陪都重庆在段义孚的记忆里并非一处温暖的家乡，而是一个贫穷、战乱、充满死亡和迷信气息的地方。这或许同他家位于重庆乡郊有关。在那里，他每天都要忍受空气里的酸腐味、遭遇恶臭的泥浆、路过脏乱的小摊小贩和黑市上的交易，偶尔还能撞见村子里的迷信——预防诈尸的白事。与此相对的是，1938年，段茂澜和他的朋友们在南开发电厂旁创办了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段义孚在这所小学里获得了世界主义的启蒙教育。在课堂上，他不仅认识了牛顿、富兰克林、瓦特等伟大的科学家，还读到了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这些人物和故事都令他的思维超越了地方主义和国族主义的狭隘性，融入更崇高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宇宙”里。

段义孚在另一本半自传体作品《人文主义地理学》里回忆说：

我从未想过他们可能不是中国人。我——并且确定其他中国孩子，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当成值得钦佩的人，我想模仿他们的创造力、知识、勇气和孝义。在我们生命中的敏感阶段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个令人振奋的，不断扩大的广阔世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在以后岁月里从容面对残酷现实——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自身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性。<注："［美］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224页。">

因此，段义孚童年的生活空间可以视为由两种环境组成：其一，战乱贫穷的农村，带给他死亡的恐惧，心灵无法扎根；其二，家庭与学校，虽然尺度上是更微观的两点一线，但却连接着更宏大的世界主义与公共舞台。在那里，段义孚感受到了精神的升华，奠定了他一生总渴望宏大而永恒事物的思想基调。

自我与永恒：四种爱的经历

自我，是贯穿《我是谁？》的主题。由上文可见，原生家庭是段义孚塑造自我的第一片土壤，给予了他世界主义的广袤“宇宙”。童年时期，他就已实现“炉台”与“宇宙”之间的穿梭。因此，“宇宙”的意象已融为他生命的底色，也是令他一生不断向往永恒之物的动力所在。

或许，正因为这般自我的成长与塑造，才让段义孚的情感轨迹与大多数人的情感轨迹不同。译者认为，段义孚的情感更接近于柏拉图式的爱——一种对超验之物的理念式的爱。古希腊人将爱分为了四种：抚爱(Astorgos)、友爱(Phileo)、情爱(Eros)与圣爱(Agape)。并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或多或少会经历这四种爱。那么，段义孚在这四种爱中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抚爱：逝去的阴晴圆缺

原生家庭是段义孚最初的心灵寄托，然而，这样的寄托并不牢固。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父爱的匮乏，二是易逝的母爱和兄弟们的暗暗争夺。

事实上，段义孚并非完全体会不到父爱，只是儒家式父爱的坚硬棱角，令内心敏感的段义孚屡屡受伤，也令青春期的他蒙上了一层酸楚。

可怜的父亲啊！他完全没有想到因为这样一件芝麻小事大发雷霆，会造成我永久的心灵创伤——尽管当时他只是在我手腕上轻轻打了一巴掌，说不定还是我“罪有应得”的。但这给我的青春期蒙上了一层酸楚。也就是说，哪怕没有惊天动地的灾祸，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混乱、失望和不公平。

当父爱被责任的外衣包裹起来，显得既克制、坚硬又略带冷漠时，在儿子的记忆里就形成了若即若离、空洞可怖的意象。再加上父亲对长子（段岱孚）和三子（段三孚）的偏爱，对次子和小闺女（段思孚）的忽视，令段义孚对父亲的感情充满了矛盾。最终，幽灵的梦魇成为根植在段义孚记忆深处的父亲形象。但此梦境也依然透露着他对父爱的渴求。

不幸的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童年的一场噩梦。……我张开双臂想拥抱他……怎么回事？一个幽灵却站在了我面前，可以看出，那是我的父亲，但他身上却披着一件丧服。这具幽灵在不断变化的气流中移动着，没有重量。那是一个恶鬼，一具尸体，空洞的眼睛里泛着黄色的光。

2005年，当75岁的段义孚再次回到重庆时，这个噩梦竟然重现了。<注："这一细节详见［美］段义孚：《回家记》，志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25—127页。">可想而知，当1980年父亲在台北去世的时候，段义孚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脆弱到多么地毫无心力。

与父亲相比，母亲却给予了段义孚最温暖的抚爱，然而，这样的爱却总是时而相聚时而分离。况且，兄弟之间还潜流着对母爱的争夺。

年幼时，因有一位保姆在他的身边照顾，母亲反而和他有一段距离。结果，在他眼里，母亲就成了一位疏远、高贵、有魅力的人物。进入青春期后，母亲在他的印象里，又变成了一位脆弱而不谙世事的女性，这便激起了他想要保护母亲的欲望。但母亲独立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