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并不需要儿子的保护。
由于段义孚常年在异地求学和工作，他与母亲常常见少离多。但每次相聚，母亲深切的关怀与不舍，都令他倍感温暖。《我是谁？》回忆了他因工作和母亲离别之际，母亲挖空心思，用“计”挽留自己的一幕，感人至深：
9月临近，我和母亲都变得惴惴不安，但我们彼此都把这样的不安埋在了心底。再过不久，我就要回印第安纳州上班了。分别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和母亲都起得很早。我们先到城里悠闲地吃了一顿早餐，这似乎是母亲发明的拖延战术。直到最后，我不得不说，我要走了。但是，母亲立刻又想到了另一个计策，她坚持要我带一些加利福尼亚州产的橙子，在我长途开车的时候可以解解渴。于是，我陪她一起去了超市。我同弟弟妹妹都在收银台旁等着她，而她则沿着过道故意慢条斯理地挑选着橙子，最后，她抱着一大口袋向我们走来。我们来到汽车旁，打开车门，我把橙子放进车里，转身对母亲说再见，她立刻紧紧拥抱了我，掉下了眼泪。平日，她很少拥抱我，因为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
母亲不明原因的持续背痛——胰腺癌的早期症状，是一直笼罩在段义孚心里的阴影。只是当母亲的背痛偶尔消失或轻微时，他才会再次沐浴在母亲的欢声笑语与朗朗艳阳的家庭氛围里。然而，日子却总是阴多晴少，最终，母亲躺在了病床上。一日凌晨，当医生带来母亲离世的消息时，段义孚发现自己的一颗扣子掉了，便立刻钻到椅子下面去找，到暖气片里面去找。那一刻，命运似乎宣告着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耸立在了他的生命里。丢失的扣子仿佛一个象征，意味着从此以后他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若从常理出发，大概一个人年少时获得的抚爱越多，成年后越有更大的动力将这种抚爱传递下去——哪怕不是传递给人，也是传递给宠物。然而，段义孚在这本自传里明确否定了宠物在他生命中存在的可能性。这一方面因为他认为宠物是“强权的心理学”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在于：
既然我放弃了真实的亲密关系——这个能给我带来最大风险和回报的东西，就不想再退而求其次了。其原因可能出于自尊心或者任性，但还有一件事——我不想伤害狗的感情，不想对它说：“我没有软玉温香可以揽入怀中，所以将就着摸摸你好了！”岂有此理！
虽然有这些话，段义孚却在晚年收养了孩子，抚爱居然以这种方式传递下去了。他一生寻根，最后自己反而成了别人的“根”；他一生追求永恒，自己的情感反而有很大的流变性。显然，相比于他去世时92岁的高龄，不到70岁时出版的自传只算得上一张历史的“定格照片”而已。
友爱：瑜中带瑕的情谊
在对友情的探寻中，段义孚不仅看到了它美好的一面，还时常能意识到它可能带来的嫌恶。
大卫·哈里斯是来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念书的一名英国学生，与段义孚一见如故。哈里斯从念书到工作再到结婚，段义孚就像一位年长的亲戚一般见证着他的成长。然而，尽管交往颇深，段义孚仍能感受到友情里的张力。他回忆说，大卫成家后：
比我之前认识的，在人格上更广阔，更难以准确捉摸。因为在原先那个大卫的身上添加了其他的自我——更好的自我（就像老人们常说的那样），以及未来的自我，也就是他的孩子们。甚至当我和他单独交谈时，都能感觉到，除了一些专业知识以外，他在思考事物的时候，在考虑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之前，都会考虑一些额外的因素，所以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预期来。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另一次激烈的友情张力，出现在段义孚和哈里斯一家的野外考察期间：
或许是大卫觉得自己认路，没必要跟在我后面；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们那时候都需要照顾。我想是出于这些原因。后方传来一声鸣笛，随后，大卫的车卷起尘土超过了我。我不想被甩得太远，所以也加大了油门。但我的卡车显然在速度上比不过他们。最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不久，在我眼前剩下的，就只是扬起的尘土了，到最后，连尘土都看不见了。我便陷入了一片孤独的阴影里。……更糟的是，我甚至觉得自己很荒诞。我到底在新墨西哥州的土路上做什么？开车追一个坐在轿车里的年轻家庭？我一度想把卡车掉头开回阿尔伯克基。当然，我没有，因为恢复了理智。
友情的张力很大部分源于段义孚的独身身份，他无法像大卫那样，从家庭关系里汲取更新的自我。进而，他觉得自己从未成熟过，或者说，还未成熟就老了。当岁月静好时，他常把孤独的时光打发在伤春悲秋的散文和诗歌里，投入读书、思考、反省和白日梦里。然而，当身体遭遇病痛或暂时无法自理的时候，亲密关系的缺失就会像生命的一道裂口，豁然矗立在眼前。
当那名医生叫我去急救室的时候，我内心的恐惧又是怎么一回事？是因为死亡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死亡，而是对孤独的恐惧，对只身一人在医院里无能为力的恐惧，对置身于心灰意冷的环境里的恐惧。
而让段义孚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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