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骨铭心的一次友情伤痛，出现在办公室里忽然病倒、无法自理的一个周末。段义孚给同事们打电话求援，但却得不到任何帮助。要么无人接听，要么是找各种借口推辞不来。事后，段义孚再也不像往常那样去餐厅里和同事们一起吃饭了，因为，他已无心力再去承受同事们友善的面孔了。

当然，段义孚在《我是谁？》里也回忆了曾经有过的无私友爱。比如，和研究生约翰·希基、同事吉姆·诺克斯，以及和同事10岁的儿子约书亚的友情。它们就像一枚枚闪闪发光的印章，铭刻在了人生最美好的记忆里。

但问题也在于，友情本身通常不易达成亲密关系的建造。当他步入迟暮之年，也看到了对专属两人且排他的友情关系不切实际的理解与期待。

直至暮年，我也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有过这样的关系，要么是社会性的，要么是职业性的。我也时常浪漫化地看待这层关系，为它赋予了过多的意义。可当爱遭遇挫折时，就会生出多愁善感来，我一直都在对抗这样的情感，但终究徒劳无用。

亲密关系的缺位与友情的不完美，令他缺乏足够的自信彻底融入当地的社会。当然，段义孚也十分渴望能像本土人士那样，不戴面具地与人谈天说地；然而现实却是，他很多时候只能借由一些社交技巧、适度伪装、肢体语言和专业术语来实现交流。同时，他也感受到自己根本无法像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那样直来直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米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以直言不讳。

因此，这里衬托出段义孚进行学术思考的两片重要土壤，一是“与人的疏离”，二是“无根性”，它们相辅相成。“与人的疏离”促使他思考孤独与个体的意义。比如，《分隔的世界与自我》正是借由对空间分隔的历史考察，来思考现代个体生存状况的原因及现实意义；而“无根性”则促使他思考人与环境之间或正或负的关系：正如《恋地情结》，负如《无边的恐惧》《逃避主义》等，这构成了他对“地方之爱”(topophilia)与“地方之畏”(topophobia)的反合性思考。

段义孚对友爱的渴求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回家记》里记述，在北京的短短几天时间里，他就和两个学生助手（志丞和左一鸥）产生了友情；在他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晚，志丞没能当面和他道别，竟然成了他北京之行的一桩憾事。回到家后，他把两个小友的照片做成了冰箱贴，一直贴在显眼的位置。《回家记》译本成书之后，译者志丞朗读了全文，并制作成音频CD寄给了段义孚，他非常喜欢，经常拿出来听。对于他来说，这段音频形成了超越性的意义，让友情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朽烂，也不会随着空间延展而衰弱。

在这部自传里，段义孚甚至对自我展开了更加深入的剖析。之所以在友情与人际关系中存在难以克服的张力，根本上还在于自己缺少生命力，这让他一直都欠缺主动与人建立关系的勇气，或表白的能力。

顺便提一下，本书成书于1999年，写作此书时，段义孚与1996年才到麦迪逊任教的朱阿兴还未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但在随后的日子里，朱阿兴热情爽朗的性格和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段义孚深受触动，两人也成了忘年之交。读者在《回家记》里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的情感纽带。朱阿兴不仅以同事的身份关照段义孚的日常生活，他们一家人还以中国人的面孔和行事风格，让段义孚的情感重新连结到自己的“根”。朱阿兴在段义孚的追思会上曾说，段义孚的去世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位地理学上的导师、一位自己热爱的同事，甚至可以说失去了一名家庭成员。如果《我是谁？》写于2009年，相信段义孚一定会对友爱有另一种体会。

情爱：一生的海市蜃楼

所以我觉得，我生命力的缺乏乃源于身体上的缺陷。对此我很怨愤，因为我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有魅力的人——倘若“生命的绿泉”能在我的血液里涌流得更快一些就好了。

童年的段义孚是一个病恹恹的孩子，成年后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是缺乏一种热情洋溢、帮助他人的力量，也欠缺占据主动的勇气。因此，他一直认为身体上的不足造成了生命力的欠缺和安全感的匮乏。进而，造成了性取向的错位。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土壤课上，更让他的性别意识遭受了沉重打击。他在男同学们的眼里：

就只是个小跟班儿——或者换个不好听的说法，是个小妹儿，我发现自己每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忽然压低嗓门儿，时而还爆出一些粗俗的话来。

其实，段义孚并没有在《我是谁？》里去追忆太多具体的情感经历，正如前面所言，一五一十地讲自己的故事，并不是这部自传的追求，从心理上刻画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才是。因此，段义孚借由讲述别人的故事来呈现自己的内心。他选择了曾在多篇文章里表达过敬慕之情的对象——地理学泰斗亚历山大·冯·洪堡所遭遇的三次同性情爱的故事，来引发读者与他之间的共情。共情的地方，不仅在于这样的感情关系常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而且，还可能会让人失去“一项人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