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亲密：从正义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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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用的这些照片对我自己而言是一桩麻烦事，因为它们直接触及我的性格，以及性格里的缺点。是不是因为我也像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注："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1908—1973)，美国第36任总统。——译注">那样让整个国家变得喜出风头，从而难免瑕瑜互见？我完全无法判断，因为如果这本自传只是为了诚恳——尽管不可能做到每个细节都准确无误，但至少在态度上是诚恳的——那就会变成一本忏悔录。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作为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把自己全然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也不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我打算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解决眼下的困境，那就是，我将会借助别人的诚恳和善言来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看，白璧上的瑕疵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

胆小懦弱与不善言辞并不是我喜欢沉默的唯一原因。甚至，当我感到自己最亲密无间、最痛彻心扉，和一些不受社会认可的情感及欲望被其他人知道的时候，也能体会到自己同他们产生的一种联系。我并不是孤立地在世上活着。当我遇到一些孤独无依的境况时，就会告诉自己：“我完全可以立刻跑到一座图书馆里，去找一个安身之地。”这样的信心源于长期的经验。志同道合的灵魂——其实也是我内里的各种“自我”——往往会出现在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书中。若能发现这样的灵魂，在文科教育里就算是一项最大的收获了。当我引经据典时，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书本知识有多丰富，因为那样只会让人嘲笑我已经老朽，相反，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沐浴在志同道合的陌生人的思想里。

先谈谈公平和正义。人在童年时期都想要得到公平。大约在5岁时，我得到了一支铅笔和一个小小的笔记本。那时候我不会写字，却假装着写写画画。有一天，一位叔叔看见我正在潦草地涂写着什么，便凑过身来瞧，我便递给他看。他问道：“这些小叉叉都是些什么啊？”我生气地回答说：“我哥哥每欺负我一次，我就打个叉。”叔叔并没有笑，而是对我讲，我不该把自己的负面情绪都存放起来，而是应该试着忘记它们。如果不能忘记的话，就应该当面同哥哥讲清楚自己的感受。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位叔叔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是关于道德和公平的一课。我记在了心里，又开始强烈地想要知道自己应付出的究竟是什么。

我努力做出好的表现，甚至努力去做到不自私自利。但是，就算我是出于好意，哪怕稍稍违背了父母的意愿，都会遭到训斥，所以在心里生出了不理智的怨恨来。我大约15岁的时候，全家住在伦敦，母亲因患流感卧病在床。我同父亲、兄弟、姐妹都围坐在她身旁。那一刻，我想到一个好主意，就是去地下室的厨房给母亲端一些面包和茶水来。我倒了一杯茶，把面包切成薄片，抹上黄油，然后冒失地直接用手拿着走过去，没有用托盘。为了腾出手来开门，我把餐具夹在腋下。父亲看见后，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批评，因为我这种做法很不卫生。可怜的父亲啊！他完全没有想到因为这样一件芝麻小事大发雷霆，会造成我永久的心灵创伤——尽管当时他只是在我手腕上轻轻打了一巴掌，说不定还是我“罪有应得”的。但这给我的青春期蒙上了一层酸楚。也就是说，哪怕没有惊天动地的灾祸，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混乱、失望和不公平。

小孩子能够很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也格外以自我为中心，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怎么可以那样对待我呢！为什么我分到的东西总是最少的？道德教育往往劝诫小孩不要自私自利，而要多多为他人着想，多承担社会责任，而其最终目的，则是要实现一种不具有人格性的公平和公正。父亲一直在给我们灌输公平公正的价值观，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但是，他却又常常借用美国的平等、民主概念来不断重申这些观念。和印度的种姓制不同，中国的社会阶层不是固定的。知识分子位于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顶端，但知识分子显然不是世袭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才获得高位，而且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奋斗成为知识分子。至少，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大人都是这么教育的。我们小时候听的故事从来都不会是布衣如何变成了富翁之类，因为商人毕竟在最低的阶层——所以是天理不容的！当然，也不可能是樵夫如何变成了总统之类，因为中国人认为政治和军事权力不足以享传家之久。所以我们常听的故事都是放牛娃如何变成了名士。

但从原则上讲，那时候的中国社会还是盛行阶级划分和阶级意识的。人们可以买卖女孩做用人——和当奴隶差不多，尽管这样不合法。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有钱人可以是穷人的主子。父亲和那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以身作则地同这些不平等、不公义作斗争。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又时常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心态羡慕着那些农村出身的孩子，他们虽衣衫褴褛，却遮挡不住身上显露出来的智慧与抱负。在我父母那个年代，人们会收养出身卑微但天赋极佳的孩子——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都不是什么稀罕事。有时，当我发现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