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亲密：从正义到爱

很欣赏我心中的抱负时，就会立马钻进自己的幻想里去。而这类幻想并不是什么流浪的王子错被普通人家抚养长大的故事，而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孩子，身上的卓越天赋还未被人知晓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很少关注外部世界难以调和的种族歧视。那时候，我也能感受到这样的现象，不仅是因为我身为一名中国人遭遇的严重歧视，还在于我作为一名新来者常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国家。1956年到1958年间，我在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任教，能看出班里的学生们和那些在石材加工厂里上班的年轻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能明显感受到他们两个群体的对抗，而这样的对抗也在电影《告别昨日》(Breaking Away)<注："《告别昨日》(Breaking Away)，197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描绘了印第安纳州的一个青年工人追求女大学生，并和朋友们一起追寻生活目标的故事。——译注">里以艺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大学里，有些群体看起来华贵阔绰，而另一些群体就是小康水平或者仅仅是过得下去。读者或许了解顶尖大学里的各学院之间的穷富差别，根据不同的基金会、赞助商和持有的财产而不同，学生们与之类似。读过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注："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讽刺小说作家。——译注">的书之后，我本以为在牛津大学会见到势利小人，结果并没有。出乎意料的是，在美国西部的州立大学里，我却见到了。布卢明顿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典型的阶级隔离的地方，因为参与相关事情的都是白人，而且几乎都是男性。

1958年，我离开布卢明顿去了芝加哥，住在当地的一所国际公寓里，同时也一直在关注性别和种族造成的美国阶级差异。在国际公寓里，男生和女生住在彼此分隔的两侧。他们只能每周一次在特定的时间里相互拜访一下。每当即将拜访之际，男生们都会赶紧冲个澡，赤裸着身子在楼道里冲来跑去，到处回响着房门开开关关的砰砰声，他们还故意装出一副担心被女友撞见自己赤身裸体而慌慌张张的模样，真是虚伪至极（我心里这样觉得）。因为他们是不可能在女佣面前产生一丁点儿赤着身子招摇过市的念头的。女佣，特别是黑人女佣，也完全不可能出现在白人男学生的面前。当我向几位美国熟人提到这种行为差异时，他们先是表现出不理解，然后是尴尬，之后又是厌恶，因为他们觉得我的观察实在是低俗。

对于社会上的这种偏见和不公，我只是感到愤怒，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20世纪60年代掀起民权运动的时候，我才完全融入了美国社会，开始感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了——我应该参加一些抗议组织才对。但我的行动又一次在想法面前止步了。无精打采和胆小怯懦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但也不止于这两种原因。因为当抗议变成了时尚，操纵杆变成了笔杆子和演讲术，而非群情激奋的示威者时，我只能克制自己了。甚至，当搞地理学的人也开始写书撰文直指社会的不公正时，我还是保持着克制的态度。他们写的东西一开始是针对劳工阶级，之后又指向了女性和少数族裔，最后是同性恋，所以，他们是跟着社会的潮流在走。尽管他们在斗争技巧上无可指摘，但我看出了他们内在的不成熟。他们会把这个世界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人。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劳工、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都是好人；而那些掌握过多权力的人——统治阶级，像资本家、神职人员、白人和异性恋——则都是坏人。我和身边的地理学者都同样痛恨不公不义。当自己遭遇不公正的时候，也会变得十分敏感，当看见别人深陷其中的时候，也会义愤填膺。当两种观念、群体、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也总是会去同情弱势的一方，就像水往低处流那么自然——这是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注："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法国宗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译注">的一个比喻，我很喜欢这个比喻，也喜欢她凡事追求公正的性格，正如她所说：“要从胜利者的阵营里逃脱出来。”对我而言，只要开始身陷胜利者的夸耀和奉承的囹圄，也就是想要逃脱出来之时；除非这样的胜利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欢乐，就像拥趸们庆祝自己的球队获胜时一样，我才能坦然接受。

我没有像20世纪70年代的地理学家那样投入社会公正的战斗，悲观主义是原因之一。相比于无精打采和胆小怯懦，悲观主义并不见得是个更好的借口——但我也不是为了找借口——而是真实的原因所在。之所以会对社会公正报以悲观主义的态度，是因为我常常关注生理上的不平等。生理上的不平等，也就是生理天赋的不平等，会持续地造成每个人在自己和在他人眼里的不平等。

但我为何（从小就）会尤其关注这一点呢？这还得归功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我的父母可以不加掩饰地表现出重男轻女的偏见。而这样的偏见，尽管是不平等的，却没有让我感到多么苦恼，因为在我眼里，这只是一种社会习俗而已，可以理所当然地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