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亲密：从正义到爱

的雷区里作业。这位前英国军方的士官长，用一个金属探测装置、一根探针和一双手排除了大量地雷，开辟出一条狭窄的通道。之后，这名29岁的英国人又和他的同伴保罗·杰斐逊(Paul Jefferson)去往另一个小雷区作业。回到喀布尔后，威洛比——也是前印度总督的曾孙——将去往英格兰度假，养马和马球运动是他的爱好”。

上面的文字取自1989年12月3日的《纽约时报》。那天，我还浏览了所有的头条新闻，但都记不住了，这条位于后版的报道却让我记忆犹新。盖伊·威洛比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阿富汗人还胜任不了这项任务。另一个原因则在于高贵的品格——一位出身名门的英国人对一个国家的责任感，这是人民为之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国家。同时，我发现在这一勇气里还体现出一种张弛有度的可贵品质：他脱下干净整洁的衬衫，在喀布尔北边的雷区里匍匐作业，之后又飞回英国打马球，这呈现出一种生命的意义，在语言陈述展现的整个画面中活灵活现。

那么在道德的勇气上，我是否也低于一般标准呢？如果说勇气就像一颗狮子般的心，敢于面对身体和道德上的挑战，那么我是低于这一标准的。毕竟，牺牲的同样还是生命。身体的勇气会带来生命的牺牲，那么道德的勇气也同样会让生命受到威胁，因为它会让你遭到周围人的排斥，最后失去支持你的福祉，无法维持你的生命。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位英雄，虽然遭到排挤、失去工作，他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看到的真理说出来。因此他被开除过不止一次。既然我是一名学者，总感到有压力要去支持那些激进学生们的观点和他们的目标，那么，马格里奇就总是能给我一些力量，让我去承受这样的压力。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压力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

1966年，马格里奇被爱丁堡大学的学生会选为校长。这当然得益于他与英国当权派相左的观点和发出的批评之声。校长的工作几乎都是仪式性的，而非仪式性的职责是要把学生的请愿书递交给大学的管理机构。1967年，学生们想在校园里自由使用大麻和避孕药。马格里奇收到了他们的请愿书，但却没有采取常规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而是在1968年1月14日的年度校长致辞里做出了回应。通常，校长们都会利用这一盛大的场合来哗众取宠一番，尤其是取一下学生们的宠，因为他们毕竟是学生投票选出来的。然而这一次，这位校长说话的语气俨然就像一位出离愤怒的《旧约》中的先知。他说，如果是为了反抗如今这个走下坡路、精神萎靡的英国社会，自己可以理解任何一种方式；但是与其说让他出于公义而愤怒，不如说“这真是极度令我感到伤心而滑稽，学生们叛逆的方式竟然是想要大麻和避孕药，这简直是最恶劣的逃避和自我放纵的行迹！……嗑药和滚床单，这是世上那些浪荡货色才会挖空心思追求的东西”。<注："Gregory Wolfe,Malcolm Muggeridge:A Biography (Grand Rapids,Mich.:Eerdmans,1997),p.353.">

就我自己而言，我敢不敢像他那样穿上礼服，去面对学生们满怀震惊的失望和抗议，以及那一刻极度沉闷的寂静，或者是四起的嘘声和倒彩？相反，在那个场景下，我完全可以用一些华丽的修辞，说一些夸夸其谈的话来赢得学生们的喝彩。我想，我做不到他那样。其实困扰我的主要还不是道德上的懦弱，而是身体上的懦弱。我的困扰就在这一点。我的一个朋友屡次受到别人的批评，而那些人的观点我不仅赞同，其实也代表了我自己的所需。但我却从没有只保持沉默，而几乎总是站出来为那个朋友辩护一番，即便每次他都不在场。但是，我从未测验过自己在身体上是否也有同样的勇气。如果刚好有个劫匪正在公共场合抢劫一个路人，我敢冲上去保护那个人吗？我不知道。可能我不敢吧——这样的想法让我感到难过。

如果是在公开场合说一些不受人欢迎的话，我测验过自己，但没有通过。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我对我任教的大学里贴出的标语“设计服务于多样化”深表怀疑，因为这个口号替换掉了原来的口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我没有勇气在教职工大会上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如果我提了，必然会遇到不理解和愤怒。所以，在这种时刻缺乏勇气是很遗憾的事情，更别说挺身而出同匪徒搏斗和保护路人了。我从未在身体上有过这样的勇气。但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的工作正是要冒着不受欢迎的名誉之险，为我所向往的真理之光发出声音才对——包括这所大学的本质应该是什么。终身教职也正是为此而设立的。但我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因为我自有一种性格特点，习惯于站在他人的角度看世界，所以总是动不动就给自己找一种借口，即“他说的或许有几分道理”——但其实也许并没有——这也勉强算给我自己找个台阶下吧。

能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并体会他人的情感和需要，通常会被视为一种优点——是在想象的层面上对自我的拒绝。其中也关联着人的生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