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亲密：从正义到爱

系起来，这也是我所缺乏的。在我看来，怯懦是最可耻的人类品性，所以意识到身体里欠缺勇气会带来持续性的羞耻感。我童年居住在重庆的时候，只要一有机会就和小伙伴们一起踢足球。我们把布扎成一大捆来当作足球踢。有一天，父亲送了我们一个真正的皮制足球，我们真是惊喜万分。我们不仅形影不离地带着它玩，甚至就连吃饭睡觉时都抱着它不放。而唯一的缺点是，它太硬了，我一点也不想让它撞到我的胸膛或脸上，这让我有些心悸。但我却把恐惧压在了心底，去当守门员，成为“众矢之的”。当球飞过来的时候，或一个男孩儿带着球像炮弹一样冲过来的时候，我就奋不顾身地用身体去阻挡足球或那个男孩儿。但这样做并非因为有勇气，而是那一刻只觉得，这是我的最后一次了，肯定活不过这次劫难，过后就再也不必面对这玩意儿了。

为什么当守门员会比在场上跑让我觉得在比赛中拥有更多的操控感呢？答案同样是缺乏生命力。守门员基本上是待在一个地方的，而不用追着球，也不用逼着自己满场到处跑。这是一种被动的勇气，意味着站稳自己的地盘即可。但我钦佩的却又是一种主动的勇气——行动的勇气，设定目标的勇气——男性的勇气。其实我从来都没能把球抛到过合适的位置上去。这涉及一种性别上的差异：女孩儿很难抛好球，因为她们只使用手臂的力量；但男孩儿则会借用整个躯干的力量去抛球——他们会把整个身体往前倾，像几乎快要摔倒的样子。但我却不愿冒着要摔倒的危险去抛球。在每次比赛中，我几乎都是极力掩饰着无法抛好球的羞愧参与其中的。

所以，勇气不仅包括身体里的活力，能够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境地；还在于在行动上有决断，能在关键时刻保持沉着冷静的心态。说到这里，我又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勇气了。但是否真是如此，我也没有测试过。之前我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印象极其深刻，让我体会到生命的样子和人生会遇到的难以预料的挑战。这则报道是关于亨内平大道(Hennepin Avenue)上的一则抢劫案。里面写道：“我当时和妻子在一起，那个劫犯就拿着枪朝我们走了过来。他举着枪对准我的妻子，我吓坏了，但什么应对措施都想不出来。但不知怎么的，我保持了冷静。然后，那个人又举着枪对准了我的头，我还来不及反应，竟已经号啕大哭了起来，还不停地哀求着。我哭着说，孩子们是多么离不开我，我给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等等，只是感到崩溃，彻底的崩溃。”1970年9月23日，这名男子对《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记者如此说道。后来，他获救了，也没有受伤，只是自尊心遭到了打击。

1957年，我读了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哲学家、作家。——译注">的小说《堕落》(The Fall)，是英文版的初版。在一个阴冷的夜晚，一名男子过桥听见传来扑通一声，有人落水了。这名男子会游泳，但却没有施救。相反，他却待在那儿衡量着施救的各种利弊，直到一切为时已晚。而那个男子就像我一样。另一个男子则不像我，但可能像理想中的那个我。那个人叫莱尼·斯库特尼克(Lenny Skutnick)，他有过一次英勇的救援行为。1982年1月13日，佛罗里达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坠落栽进结冰的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里。斯库特尼克二话没说就跳进河里，经历了重重危险后，他救起了一名女子，自己被送进了医院，因为他的体温降到了危险指标以下。后来他回到家里，邻居们、记者们又开始用各种问题包围他，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是怎么鼓起勇气跳进河里的。斯库特尼克似乎感到很困惑，只是说道：“我当时看到她正好沉下去了。如果不救的话，她就会死去，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注："此人的言论登载于New Republic,February 3,1982。其他类似的英雄事迹，参见Robert H.Frank,Passions Within Reason (New York:Norton,1988),pp.212–213。">

我只得耸耸肩，感叹之余，意识到了一种值得钦佩的生命态度。像斯库特尼克这样的英雄总是会觉得为陌生人牺牲自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别人的大惊小怪才会令他们感到困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强调的是冲动下的英雄主义：同一个时刻里，一边是一个人坐在舒适的汽车里，期待着在家里的炉火前享用美酒，另一边是一个人跳进冰冷的波托马克河，试图把一个挣扎的妇女托在水面上。这种明显的对比，不仅是命运使然，还源于人的天性和意志。但这并不是说只有这种突发事件才是检验勇气的唯一标准。其实，还有其他途径，包括计划之中的事情和事业。盖伊·威洛比(Guy Willoughb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89年的一天，“他脱下干净整洁的衬衫——在喀布尔（阿富汗）常穿的那件衬衫——匍匐在喀布尔北边的一条公路上，在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