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样一个夜晚。忽明忽暗的不肯远去的星星在天空闪烁，它们静默无声，每一颗星星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秘密的暗门，那门背后，贮藏着一切世间的真相。
钱老师说，不要为难她了，我说几句。老李你不要难过，你比我好，你是养了两个姑娘。一个有骨气，一个有出息。瞧瞧我，养了些什么东西？实话跟你说吧，我现在觉得这一些都是他们三个搞出来的事，你们是被连累的。
于是钱老师开始讲儿子们做过的坏事，包括：偷笋、偷鱼、偷鸡，逃学；躲在瓜田里装鬼，把偷瓜的人吓得尿裤子；把狗塞进别人家的腌菜坛子；游泳的时候假装溺水，憋着气沉在水底，把村子里的人都引到水里捞人……种种祸害，五花八门。
这些坏事被钱老师用嘴串联在一起，给人一种错觉：这兄弟三个从出生到成年，一生之中马不停蹄地调皮捣蛋、打架爬树、偷鸡摸狗，无恶不作，让人闻风丧胆。
他们没杀人，对不对？孙老善好像进入到电影情节里去了，一副想知道真相和结局的表情。
杀人的狗胆倒没有，都是些小毛小病，小乱小错。钱老师似乎又开始发烧了，他绯红的脸颊上挂着愁云，但是我确实没有教养好他们。揭完儿子们的短，他断断续续、唠唠叨叨地讲起自己的遭遇。他一九四九年春天生的，念到高小毕业，也不认得几个字，硬是靠自学学到了一些知识，懂得了如何思考和做人。二十二岁的时候，本村才建了一个小学，凭着能写会算，他放弃了做会计的机会，去做代课老师。一开始教语文，教得很好，学生们也很喜欢他的课。后来下放来了一个语文老师，他被安排去教数学，他服从了。后来学校提倡强身健体，他又兼体育老师，再后来增加珠算，他又去教珠算——反正像颗螺丝钉，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任劳任怨，可工资非常低，一开始每个月几块钱，后来涨到十几块，再后来二十几块，但是怎么涨都是学校里工资最低的。这样紧紧巴巴的日子一直持续了许多年。儿子一个接一个长大，好几次他都不想干了，他甚至也想出门做买卖发大财，凭他的能力无论做什么，都有可能比别人好，可是看到没有好老师教导，孩子们眼巴巴哀求他的样子他就于心不忍，于是继续教下去。他陆陆续续教了二十六年书。结果呢，结果不言而喻，他干到最后还是一个民办教师。第一批转公办老师，没有他；第二批还是没有他；第三批转的时候，他想他是这个学校资格最老、教龄最长的人，这回应该没问题了吧。还是有人不放过他：举报他年龄造假。且不说我没造假，就算造了假，这是杀人放火的罪吗？至于剥夺我生存的权利吗？这世上无处不是这么一种人，见不得别人一点儿好，检举、揭发、告密，硬是让我没转成公办教师。此后他一直倒霉，身体也出了故障，一直到今天，在穷里、苦里和病里苦苦挣扎着活下来了。
而那些批他、整他、嫉妒他的人，过去和现在仍然有许多水平不如他的同事和后辈却浑水摸鱼，靠着关系和美色，或者什么也不干，光干耗着也转成了公办老师。这些人二十多年前每个月能拿到四百多、五百多，现在涨到三四千了，算是老有所养。只有我过得水深火热，累出的重病随时会要了我的命，还要看儿子媳妇的脸色，靠他们轮换着养活。如果命运公平一点儿，现在的局面就是相反的，因为有几个钱，儿孙们会来巴结我……他长长地叹息，叹命运不济，叹时运不佳，叹儿孙不孝，叹老无所依。
如果再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旧疾复发，头一个死掉的。他以大量的虚词和叹息来增加命运的悲惨，一副深受迫害、无力反抗的样子。
来大望洲近半个月了，回想起来比一生还要漫长。那一天傍晚，孙老善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既像人又不像人的声音，像小时候听到的来村上鹅毛换麦芽糖的叫唤声，又像是哪个妇女在唤鸡回笼，或者是浪头打在石头上。
更像是谁在哭。
谁哭？他问。
谁在哭？老赵问。
谁哭啦？钱老师也问。
他们下楼去找老李，她并没有哭，她在看照片。厚厚的一摞摊在她的腿上，她把照片放进枕头底下，她说她也听到了什么，还以为是他们中间的哪个又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了。
四个人站在客厅中央，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要把什么真相狠狠地看出来。恐惧清晰地挤进了这个房间，在他们的额头、眉心、嘴角和鼻翼处乱窜，几乎肉眼可见。他们静静地等了一会儿，等着这种恐惧的感觉悄悄地消散，因为恐惧帮不了任何忙，只会让他们更六神无主，更烦躁不安。他们的心里都盘亘着一座大山，那就是钱的问题、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怎么样活下去的问题。没有蚊香，可以忍；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忍；真的，这是一帮吃过苦、吃苦的能力还在的农村人，但是没有降压药、降糖药和速效救心丸，以及没有米——这是生死攸关的事，火烧眉毛，不能假装不存在。
所有人心事重重，已经没有人再用手机碰运气了——昨天他们想到阿迪，阿迪生在江上的渔船里，他的父亲是船夫。阿迪比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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