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善还年长一两岁，一生未婚，一开始生活在船上，打鱼为生，后来船烂了，搁浅在沙滩上，他挪到堤坝上搭了棚子。他也算和这几个人一起长大，看着这几个人结婚生子，以及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各奔东西。阿迪长年只穿着一件汗衫，冬天下雪天外面再套一个露出棉絮的冬衣，却几乎不生病。他终日无所事事，因为没分到地，冬天晒太阳，捕点小鱼，坐在狭小的船舱里喝酒，夏天则铺条千疮百孔的凉席。从来没有人通知他，但他几乎不缺席大望洲的任何婚丧嫁娶，他讨要一碗肥肉，一小杯白酒，心肠好的还会再给一碗海带汤、蛋花汤。
他一定记得我们。
他们沿着堤坝溜达了一圈，所到之处，野草乱生，原先的小溪里积满了淤泥，枯朽的树木倒在路上，无人挪到一边。建筑物倒是都在，鸡圈、旧式茅房、猪笼，所有的房子上都挂着锁，即使窗玻璃早已稀巴烂，能同时钻进去两个人，锁也锈得糊在了一起。每一户人家都曾经人丁兴旺，那些磨得圆滑的门槛曾经每天有人进进出出，那些窗玻璃上或者有窗花，或者有残留的“囍”字。过去这里有人结婚，有人过大寿，有人死亡，如今这些都不存在了，这些形态各异的锁像一个个无声的宣言，宣布此处已经是不适之地。走到老赵的家门时，大家停了下来。可是老赵本人似乎花了更久的时间才认出这是自己的家，几年没有砍伐的藤蔓完全把前面裹住了。前门门板发黑，门前的地面上是一大片雨水的污渍。冬天的时候，许多人摸过这屋檐下的冰溜子。几乎每个小孩都试着用舌头舔过冰溜子，然后又恨恨地把它砸个稀巴烂，像是固定动作。许多年见不到冰溜子了，全球气候变暖了。老赵跌跌撞撞地摸到屋后，他种的那棵桃树早已经枯死了。
你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钱老师问老赵。
一台我老婆陪嫁的缝纫机，不能用了；一张四方桌，柳木打的，用了三十多年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应该也还在。
不知道为什么，他记得这么清楚，使其余三个人听了万分难过。
经过老李家门的时候，那情景更是凄凉。这房子还是老李刚嫁过来的时候修的。后来小陶突然没了，紧接着女儿离家，婆婆离世，邻居们后来开始过上好日子，重新盖楼房，每家每户都加高了地势和墙高，导致老李的房子像是害臊似的缩到坡下。下雨发大水的时候，泥沙冲刷，这个房子竟然几乎埋没在土里了。它孤零零地陷在低处，屋顶的瓦在不同时期破碎了，屋后枯枝败叶搭在上面，看上去像个脸上布满了不干不净沟壑的愁眉苦脸的老头儿。
我以为再也不用回来了，女儿们不在，这里对我没有意义，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老李把头扭过去，三个老头儿赶紧转移话题，安抚她，继续向前。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巡视过了，后来到达坟场。一片杂草中间，有隐隐约约的起伏，原来坟场竟然也平了。好像这里不是曾经埋死人的地方，好像那些深藏的尸骨从来没有存在过，好像清明、冬至，那些坟头跪着的子孙也没有真的存在过，好像这一切都没有真的存在过。
老赵站在一个微微隆起的地方。他说，这里埋着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她的家人问她的男朋友要彩礼，她男朋友被婆婆指使来恫吓她，说如果她家再要彩礼，他就不娶她了。那不是他的意思，他只是被家人逼着来说这话，可是她当真了，她怨恨父母卖女儿，又怨恨男朋友如此轻易退缩。她的失望是双重的，她的孤独是加倍的，勇气就那样被挤压出来了。她喝了一瓶农药，几个钟头没人发现，毒性发作的时候她突然后悔了，她从房间里走出来，走到父母的房门口，难为情地说，我喝药了。那时是夏天，发着大水，那时的长江动不动就发大水。老赵到的时候，邻居们已经帮她灌了一盆肥皂水。家人不愿意惊动其他人，怕外人知道了笑话，也没有派人去找船，只想等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像走亲戚一样送出去，可是事情没有按照他们的计划发展，那孩子没有坚持到天亮。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钟头，死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热水烧开的声音、瓢与瓷盆相撞的声音，脚步摩擦地面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小心地说话，轻轻地呼吸，他们太怕引人注意了，就好像死神没有被吵醒，天亮就会自动走开的意思。那孩子一贯乖巧、懂事，会看脸色，如今更是羞愧不已，她一声不吭，因为自己造成家人和医生在黑天里进进出出而觉得万分抱歉，好像只有自己安静下来，才能弥补给别人增添的麻烦。她忍耐着胸口剧烈的疼痛，只是人在向她灌肥皂水的时候，她轻声地说，不要拉扯我，我自己来。她发紫的嘴唇慢慢凑近碗口……
死前的几个小时，她大小便失禁，屋子里弥漫着剧毒农药、肥皂水和粪便的臭味。她在那样的气味里慢慢呼出最后一口气，她的头侧向门口，眼睛里充满着对生存的渴望，无限留恋地等着门口出现未婚夫的身影。她没有哼哼，即使五脏六腑全部被剧毒烧坏了，她还想保持着端庄的、骄傲的笑，像是随时应对心上人盛装前来……老赵陪着她，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如果她在的话，现在也快五十了。老赵说，那是死在我眼前的第一个人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