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是个女孩，我小时候喜欢看打仗的电影，总觉得有一天我们会遇到势不两立的敌人。可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突然明白了，“敌人”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陪伴在我们身边，有时候就是最亲近最信任的人。
钱老师在另一片墓地也不走了。
我妈的坟也在这里，好像也不在了。
我妈一直肚子疼，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在大队里挣工分。我妈妈经常喊肚子疼。有一次，她疼得受不了，就想请医生来。
我从来没有帮你妈看过病，一次也没有，老赵说。
那时你还不是医生嘛。你当医生的时候我妈已经不在了。
哦，是的。
那时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是胡医生。胡医生来过两回，他说我妈可能是阑尾炎。
他跟我妈说的。我妈让他跟我大哥重说一遍。我大哥问阑尾炎是大病吗？
不算大病，但是不割也不行啊！
不割一定不行吗？大哥问。
那也看情况。医生在我大哥的追问下，缓缓地说：也要看运气。有的人没割也好了。
对嘛，我就说嘛，我们农村人什么苦没吃过，不可能得了个阑尾炎就到医院去。你帮着开点药吃吃嘛。
医生就开了药给我妈吃。我妈每天吃，可是不管用。她的肚子越来越痛，后来不能做饭了，不能蹲下来洗衣服了，甚至也不能走了，就只能躺在床上。她很想到医院去，但她也不能直接说，她就天天呼喊钱谢万。“钱谢万！钱谢万！”我当时也不懂她为什么一直喊我侄子。事实上她喊得越凶，我侄子越不敢到她床前去。她白天黑夜地喊，后来又喊“条子！条子！”但是我们都没听懂。等我听懂了转告我大哥的时候，我大哥说找不到什么条子了。
等我妈死的时候，在她的枕头下面发现了条子。条子包在一块围巾里。打开围巾，是一块绒布。翻开绒布的一瞬间，我还真以为梦想成真，她藏着什么金银细软呢，结果一看，是条子。
我是听说你妈妈死的时候喊什么条子条子，人家还以为你妈妈在屋后藏着金条，你妈死后好几个月，都有人带着铲子在你家屋后挖了又挖，这个事我们也听说的，老赵说。
那就是个误会。我们也希望传言是真的。要是真的，上房揭瓦、翻地三尺都没关系。但我们家里的事我们兄弟心里都清楚，屁也没有。
那到底是什么条子呢？
那个条子那年头根本派不上用场了，那是她痛糊涂了才乱叫的。钱老师不太愿意去解释“条子”的内容，更乐意介绍“条子”的功能。
这里到底埋过多少人？
这个话没有人问出声，但盘旋在每个人的脑海里。自从大望岛存在以来，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死后都会埋在这里，但是，近年来，尤其是这十几年，人们不但不住在这里，也不死在这里，似乎更不会惦记留在这里的一切。总有一天，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会彻底离去，这个地方将会重新变为神秘之地，会成为过去，以及下一代人的远方。
几个人继续往前走，眼前、侧面、江边、内坝，到处没有阿迪的人影。
一轮下弦月悬在空中，远处灰色的浪花有节奏地拍打。一艘船，又一艘船，无声地从眼前静静驶来，又悄悄驶远。
也许他已经死了。
也许他在我们走之前就已经死了。
所有人都开始沉默，忽然间语言失去了意义，只有眼前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景物才收拢了他们的心思，令他们心有戚戚。
来大望洲这么久，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就是这四个人此刻同心同愿，和平相处，抛开了社会关系，他们平起平坐，相敬如宾。那天他们商量好了，一致决定早上和中午每个人都只吃一碗稀饭，晚上那顿，尽量不吃，早点睡。可是毕竟吃惯了晚饭，一时还不太习惯。当晚老李还是走进厨房，用剩下的一点儿面粉摊了一块鸡蛋饼，味道很鲜美，但量很少，每个人只分到了一小片。
吃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甚至像唯一的问题。虽然每人都吃了一片饼，但显然，每个人都没有饱，钱老师和老赵都没有吃饱。因为才刚刚收拾好桌子，老赵就问了一句：还有多少米？
老李的脸腾地红了，不知道她想到了什么，也许过去小陶在世的时候也是经常这么问她。老李似乎忘记了自己并不负有“保证缸里有米”的使命和义务，她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好像没了，的确没了！
但是，不等老头儿们开始有什么情绪，她赶紧补充说，她想到镇上的银行去看看，她还想试一试银行卡。
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银行卡有用，昨天或者前天她就已经把钱取出来了。被证实无用的事还要一再尝试，无用的话还要一而再地说，那是多么无奈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