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果；喝鸡汤的时候，三个人同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老李对他们的吃相有点惊愕，但很快调整了自己的表情。三个老头儿因为没有桌子（一块板子在厨房内侧，既是切菜台也是饭桌），别扭地吃着茶点，喝完茶之后因为无处顺手摆放茶杯而扭转脖子四处搜索，老李透过他们的目光看到了他们对她寒酸处所的失望。
她情不自禁地开始为这样的窘境解释几句：她是因为签证到期才回来的，还有一个月女儿就会来接她去日本。这个房子虽然小，去超市和医院和银行都很近；又因为安保和功能很齐全，环境也不错，房租并不便宜。似乎因为激动，老李的声音有点急促，而大家都在唉声叹气，她的客套和解释这三个老头儿一个都没有听进去。意识到他们眼下的遭遇，这些细节显得不值一提，老李住了嘴。
不知何时开始，雨越下越大，雾蒙蒙的窗玻璃像又加了一块玻璃，雨点打在水泥窗台上，长年累月，窗台凹下去一块块。明明是七月，应该着短袖了，却一点儿热的感觉都没有。一开始，他们还想保持一些矜持，可是雨声被风刮得起起伏伏的，再加上孙老善耳朵背，所以他们把脖子扯长一些说话，听别人说话。这些无关紧要的事——就像挑重担之前先松松筋骨，呼吸几下，调整个姿态，好了，现在进入正题。当务之急老李需要证明跟他们一样，或者不一样。钱老师从口袋里掏出小本本。这是他日常记事的小本，昨天已经改为紧张事务处理本。现在，他戴起老花镜，双手捧着小本，翻到中间，举直双臂，清清嗓子开始念起演讲稿——
虽然我水平不高，既然大家认为还是有一个人来主事比较好，我就临危受命，当个书记员。现在进入今天会议的第一个议题：
首先确定李惠英的处境，查验她有没有被子女遗忘？他读完，抬起头来等答案。
老赵说，老李，你说说情况。
老李穿着一条白色的丝绸阔腿裤，上身着一件圆领汗衫，都是普通的家常服，耳朵上有两只银耳环，样式很老，可她戴着，显得特别合适，加上她举止果断，举手投足不疾不徐，显出不一样的风度。时光褪去了她的青春，但也褪去了她作为乡村农妇的木讷和土气。三个人欣赏地等着她回话。她说，我和大女儿一家本来就不常走动，尤其是我去日本帮小女儿带小孩之后，更是断了联系，逢年过节都不来往。
小女儿呢？
电话没有打通。
所以你也没有和女儿们联系上？
没有。
其他的亲戚呢？
我不想麻烦什么人。老李干脆地说。
所以你不知道跟我们一样不一样？
不管一样还是不一样，我都陪着你们解决问题，这些都没有关系。老李干脆地说。
孙老善交叉着手臂，脖子缩在胸口，突然插嘴说，你跟我们一样，不然的话我们打不通你的电话。我们打不通所有能证明我们父子关系的人的电话。既然我们能联系上你，还能见到你，有可能说明你和我们的情况一样。
老李一听，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又拨打了一次，三个老头儿把头凑过来听，一声长音，一声短音，紧接着一连串超短音。
不像接通了，也不像没接通。
老赵说，怪事发生了，在上海，在南京，在开城，在十里镇，在我们周围，像是有看不见的怪物在搬什么东西砸我们。
老李茫然不懂的样子。老赵说，根据我们的经验，你这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情况了。
三个老头儿相互望了一眼，等着老李惊诧，哭泣，六神无主，这些都是人之常情的反应，但是老李只是愣了一会儿。她说，我还不确定，我女儿应该不会遗弃我。
谁说我们是被遗弃的？孙老善说，发生了紧急事件。
钱老师说，事实已经确凿。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给遗忘了。跟我们无关的并没有忘记我们，我们能在陌生人和邻居们跟前说话，但不能在儿女跟前说话；我们在其他人跟前是实在的，在儿女跟前是隐形的；别人的电话打得通，儿女的电话打不通；和一般人能正常交流，和儿女不能正常交流。我们能记住所有的事，但儿女们记不住任何跟我们有关的事。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大家还有什么补充？
几个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表态。
钱老师清清嗓子，继续宣读：现在，确定事件的性质，遗忘还是遗弃？如果是遗忘，是集体遗忘，还是个别遗忘？如果是遗弃，是社会性遗弃还是个体性遗体？简单点说，孙小林、钱大顺、钱二顺、钱三顺以及赵光军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合作关系？
老赵举手示意发言。他说，我确定这是一种不可解释的突发事件。赵光军不可能遗弃我，有三个理由。第一，是他请我住他家，我当时反复表达过自己愿意一个人住，老李是知道这个事的；第二个理由，我去了他家也不是白吃白住，打扫卫生、买菜、接送孙子这些事我是都做的；第三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他和钱大顺、钱二顺、钱三顺之间没有联系。毕竟不是一类人，他们说不到一块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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