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要任何，呃，抵押品吗？”
他父亲说：“去‘老爹’家的人不用抵押品。他不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放债人。如果你不付钱，他不会弄断你的腿。但他有办法修理人。”
“什么办法？”
“那不重要。”约翰·德莱文说，“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我上楼要——再一次——告诉你妈妈我要出去抽烟。不过她睡着了，所以我不用撒那个谎。时间已经很晚了，对城堡岩来说很晚了，已经十一点了，但他那儿的灯还亮着。我知道灯会亮着。他给我的全是十元面额的钱，从一个旧的克里斯科油罐里取出来的。我记得那些钱皱巴巴的，但他把它们弄平了。四十张十元的钞票，他像银行职员一样数着，手里拿着烟斗，戴着眼镜。有那么一秒钟，我真想把他的牙齿敲掉。但最后，我还是感谢了他。你不知道有时候说声谢谢有多难。我希望你永远不会这样做。他说：‘你现在明白条件了？’我说我明白了，他说：‘那很好。我才不担心你呢。我想说的是你长得像个老实人。你先去跟那个家伙好好工作，然后再还我的钱。不要再打赌了。随便谁只要看看你的脸，就知道你天生不是赌博的料。’于是我拿了钱回家，把它放在那辆老雪佛兰的地垫下，挨着你母亲躺着，一夜没合眼，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蠢货。第二天我把这一叠十美元给了那个跟我打赌的工程师，他数了数，然后他只是把钱折了起来塞进他的衬衫口袋，然后扣上口袋的扣子，好像这些钱不过是他当天下班前要交给大承包商的煤气收据而已。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是个好人，约翰尼，比我想的要好。我赢了四百，但输给了比尔·昂特梅耶二十。他打赌你今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拿钱给我，而我跟他打赌我要到周末才能看到钱。如果我真能收到钱的话。’‘我付清了。’我说。‘现在看开点。’他说着，又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一次我差点就想用拇指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
“‘老爹’收你多少利息，爸爸？”凯文问。
他父亲严厉地看着他：“他让你这样叫他吗？”
“是啊，怎么了？”
“要当心他。”德莱文先生说，“他很狡猾。”
然后他叹了口气，好像向他们二人承认他是在求着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也意识到了。“百分之十。利息是这么多。”
“还不是很……”
德莱文先生补充道：“每周复利计算。”
凯文愣住了，然后才说：“但那犯法啊！”
“太对了。”德莱文先生冷冷地说。他看着儿子脸上不相信的紧张表情，自己的紧张感顿时消失了。他笑着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这世界就是这样，小凯。”他说，“不管怎么说，谁都难逃一劫。”
“可是……”
“但是什么啊。就当做是运输费吧，他知道我会付的。我知道，在牛津有家工厂在招聘三点到十一点的轮班工人。我告诉过你，我已经做好了输的准备，而我所做的不仅仅是去找‘老爹’。我跟你妈妈谈过了，说我可以去那儿换班干一段时间。毕竟，她一直想要一辆新车，也许还想搬到更好的公寓去，还要在银行里存点钱，以防我们手头遇到困难。”
德莱文笑了。
“唉，手头上的困难已经发生了，而她不知道，我打算尽最大努力不让她知道。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但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她坚决反对我去兼职。她说我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会累死的。她说那些木材厂很危险，你经常会看到在那儿干的人失去胳膊或腿，甚至被压死。我告诉她别担心，我会在分拣室找到一份工作，拿最低工资，坐着完成的工作。如果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不干了。她仍然反对。她说她自己去工作，但我劝她不要那样做。你知道，我最不想要的是她去工作。”
凯文点了点头。
“我告诉她，我会在六个月后辞职，最多八个月。所以我去了，他们雇了我，但不是在分拣室，而是在滚筒机房，工作内容是把原料喂进一台看起来像超大型洗衣机上的脱水机一样的机器。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无疑，如果你不小心滑倒了或者注意力走神了——这很难避免，因为工作内容实在是太单调了——你就会失去身体的一部分或者整个完蛋。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在滚筒上失去了他的手，我再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了。这就像看着塞满肉的橡胶手套里的炸药爆炸一样。”
“我×。”凯文说。他很少在父亲面前说这句话，但他父亲似乎没有注意到。
“不管怎么说，我每小时挣两美元八十美分，两个月后他们把我涨到三美元十美分。”他说，“非常难熬。我整天都在路上搞工程……还好当时是早春，天气还不热……然后就冲到厂里去，拼命地开着那辆雪佛兰，免得迟到。我得脱下我的卡其裤，马上换上一条蓝色牛仔裤和一件T恤，从三点一直工作到十一点。我大概在午夜才回到家，最糟糕的是你妈有时候晚上都不睡觉等我，她一星期有两三晚都这样。累得连路都走不直的时候，我得装得兴高采烈、精神抖擞。但如果她看见了……”
“她会让你别去了。”
“对。是这样。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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