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表现得很有精神、很开心，给她讲一些我根本就不在其中的分拣室的趣事。有时我会想，如果她某天晚上开车过来送给我一顿热乎乎的晚餐，或者类似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呢？我装得很好，但其中的一些马脚肯定已经露出来了，因为她不断地跟我说我很傻，为了这么一点钱就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赚的钱确实很少，因为政府要扣我的税，一部分钱还要定期还给‘老爹’，都扣完以后正好和分拣室的最低工资差不多。他们星期三下午付工资，我总是在出纳们回家之前到分拣室兑现支票。
“你妈妈从来没见过这些支票。
“第一个星期我付了五十给‘老爹’——四十是利息，只有十块是四百元里的本金，剩下三百九十元还欠着。我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在路上工作时，午饭得坐在车里吃三明治，然后就睡觉，直到工头按他那该死的上工铃。我讨厌那个铃声。
“第二周我给了他五十美元——其中三十九美元是利息，十一美元是本金……这样一来，这笔钱就只剩三百七十九美元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鸟要吃掉一座山，一啄一啄地吃。
“第三周的时候，我自己也差点掉进滚筒里，我吓坏了，整个人彻底清醒了几分钟，这个时间足够让我好好思考一番，所以我想这也许是好事，焉知非福。我下了决心戒烟，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以前没这么想过。那时候一包烟要四十美分，我一天抽两包烟。一个星期要五美元六十美分！
“我们每两个小时休息一次，可以抽烟，我看了看我的一包泰瑞登香烟，发现我有十支，也许十二支。我就用那些香烟抽了一个半星期，之后再也没买过烟。
“我第一个月里一直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成功。有时候闹钟在六点钟就响了，而我认为我做不到，真希望我索性告诉玛丽真相，然后随她骂。但是第二个月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我可能可以撑下去。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是因为每周省下来的额外的五六美元，以及我在路边可以捡到的所有可退回去的啤酒瓶和汽水瓶换的钱让我熬了过来。我把要还的本金减到三百美元，这意味着我每周可以从中剩下二十五或二十六美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剩更多。
“后来，在四月底，我们完成了修路工程，得到了一周的带薪休假。我告诉玛丽我准备辞去厂里的工作，她说谢天谢地。于是我就在那周不管自己的本职，只在厂里尽可能地工作，因为这能让我拿到比平时多一半的劳务费。我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我见过那些比我当时更有精神、更清醒的人出事故，但我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周末，我给了‘老爹’梅里尔一百美元，提前一周把我的离职通知交给了厂里。在最后那个星期过后，我要还的钱已经少了很多了，这样我就可以在你妈妈不注意的情况下，从我的日常工资中拿一些去还剩下的部分。”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现在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老爹’梅里尔的了，也知道我为什么不信任他了。我过了十个星期地狱般的生活，而他就用那些十美元的钞票，直接享受我满头大汗赚来的血汗钱。那些十美元的钞票肯定是他从那个克里斯科油罐或另一个罐子里拿出来的，交给另一个和我一样惹了祸的可怜虫。”
“老天，你一定恨他。”
“不。”德莱文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我不恨他，也不恨我自己。我当时太冲动了，就这样。情况本来会更糟的。我的婚姻可能因此夭折，你和梅根也永远不会出生。凯文，说不定我自己也会死。‘老爹’梅里尔是味解药，味道很难下咽，但是有效。让人生气的是他的方式。他把每一分钱都掏走了，把账记在收银机下面抽屉里的本子上，然后看了看我眼睛下面的眼圈，还有我的裤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胯骨上的样子，什么也没说。”
他们朝荣光商店走去。商店表面的黄色油漆已经变得灰蒙蒙的，就像乡村商店橱窗里放了太久而褪色的招牌，徒有其表的外面看起来既讲究又破败。在商店旁边，波莉·查默斯正在踱步，同时与警长艾伦·庞波交谈。她梳着马尾状的头发，看上去年轻且精神饱满，警长则穿着熨烫整齐的制服，显得年轻而英勇。但事情并不总是像看上去的那样；就连十五岁的凯文也知道这一点。庞波警长在那年春天的一场车祸中失去了他的妻子和最小的儿子。凯文听说，不管年轻与否，查默斯小姐都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可能会在过不了几年的时间里残疾。事情并不总是像看上去的那样。想到这里，他又朝荣光商店瞥了一眼……然后低头看看手里拿着的生日礼物——照相机。
“他甚至还帮了我一个忙，”德莱文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他让我戒了烟。但我不信任他。你得小心他，凯文。不管怎样，我来跟他说。现在我可能对他更了解一点了。”
于是，他们走进了尘土飞扬、时钟滴答作响的寂静中，“老爹”梅里尔在门口等着他们，他的眼镜架在秃顶上，衣袖里还藏着一两个小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