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开创一个新世界，一如全新的手法，属于我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新世界，没有标准，无从评判。没有人知道画画的人不值一钱，他变态、卑贱，如虫子一般扭动挣扎，苟延残喘。他的天真幼稚从此无人知晓，一切都是完美的，遵循的标准前所未闻，所以无可挑剔，就像一个疯子，对，就是一个疯子！一幅玻璃画，上面再放一幅玻璃画，因为我根本不懂怎么修改，不过也不会有人察觉。这里就是要脏兮兮的才对，而这个是画在之前一块玻璃上的。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堆信手涂鸦，来自一个无能的蠢货，完全想不到的，他们只会看到自信大胆、精妙绝伦的构思，甚至蕴藏了无限的力量！其实就是随机组合，完全经不起推敲，然而一旦组合完成，简直如奇迹天降，当立刻奉入神龛，供世人瞻仰。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能看破其中奥妙！谁能知道，作者只是个傻瓜、可怜虫、胆小鬼、无名小卒，他惶惶度日、自欺欺人，只能回味着再也回不去的从前，一辈子逃不出这荒唐可笑的忧闷泥淖。来张唱片吧，爷们儿！
帕索里尼为这段独白配的音乐是莫扎特的《安魂曲》，一首死亡弥撒。
但是如果想要开创一个自己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新世界，没有可以参照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作曲人放弃了和外界的交流，只想跟自己，跟自己的作品建立联系？如果每一段音乐都是独立、割裂、无法交流的，作为一种语言它已经死了，否认自身的交际本能，打算制造死亡和隔离？这可以说是在执行集体的死刑，欢庆个体的胜利，撕毁了交流双方，即作曲者和欣赏者之间为社会所认可的契约。
● 大家纷纷响应，各出奇招。如今光是提起那段时期我都觉得沉重。当时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空虚感和困惑感，但是与此同时你能感觉到，要求越来越严苛、绝对：不顾一切朝那个方向前进成了道义准则。然而没有出路。
我想到了伟大的长笛演奏家塞韦里诺·加泽洛尼（Severino Gazzelloni），他在达姆施塔特演奏了埃万杰利斯蒂的“填字游戏”，就是随手拿一张报纸画上五线谱，用胶水把苍蝇黏在五线谱上，交给演奏者当总谱……这算邪道吗，算罪恶吗？如果算，那么是对公众而言，对演奏者而言，还是对其自身而言？
我渐渐地觉得，比起罪恶，更应该说是挑衅，或者是在捍卫他们所属的想要与众不同的音乐知识分子阶层。只有少数例外是诚实和真诚的实验。
○ 那个阶层存在的意义及其所拥有的权力的基础就是高不可攀？
● 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场危机，但是我们正在失去大量听众，他们正是我们交流的对象。
在我开始学习音乐的时候，我们有明确的标准，有神圣不可背弃的原则，然而那段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作曲界乱成一团。
音乐走向何方？
有人提出一个假说，音乐已死。同时出现的还有其他形式的表达，都是一个意思，音乐走到了尽头。
（……）
一片混乱。
至少这是我的感觉。
就在这个时候，在那个1958年的夏天，在一片困惑之中，有一个声音深深地打动了我：诺诺以翁加雷蒂的诗为歌词创作的《狄多的合唱，为混声合唱队和打击乐而作》（Cori di Didone per coro misto e percussione）。
诺诺击中了我的心。他在冷静的逻辑基础之上，通过精确的设计计算，完成了高度抽象的情感表达。
听众的反应非常直接，整个剧院都在喊着：“再来一遍！”
那首合唱曲汇聚了那段时期最为精巧复杂的逻辑和计算，集前卫与传统表达方式于一身：跟我当时听的众多作品完全相反，成功地感动了我，也激励了我。
还有《被打断的歌，为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独唱，混声合唱队和管弦乐队而作》（Il canto sospeso per soprano, contralto e tenore solisti, coro misto e orchestra，1956），我去达姆施塔特之前就听了这首曲子的唱片，诺诺的这两首作品尤其体现了同时存在的两套体系——数学体系和表现体系——如何相互协作，相辅相成。这是两首曲子最蓬勃的力量。
○ 是一种希望？
● 是的，在这种互补之中，我首先听到了悦耳的音乐，除此之外我看到了一个希望，一条可以追随的道路，对此我完全认同。回到罗马，我把之前写的三组曲子补充完整，我对它们还是很满意的，因为音乐之中有我的亲身经历，还有在达姆施塔特的思考：设计、即兴、表达，三者能够互通、交流，能够在同一首曲子的创作过程中结为同盟。这个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至少不是以我们现在所说的意义。那个时候，我没有太多思考的时间，我还有别的担忧：我要生存，我要养家，我要靠音乐赚钱，这意味着我必须迎合给我工作的人，而他们对于不可交流的音乐，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我所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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