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头

她去世的时候，他为她办了场像样的葬礼。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来了。那些又矮又胖的女人戴着贝雷帽，浑身散发着樟脑球的味道，穿着镶海狸鼠毛领的大氅，仅露出了脑袋和苍白的脸。当被雨水淋湿的麻绳绑住的棺木被缓缓送下，她们轻声整齐地啜泣，然后成群结队走向公交车站。她们手中的雨伞，犹如一个个穹顶图案。

就在那天晚上，他打开了家里的吧台，她在那儿收着自己的文件。他东寻西觅……并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钱？股票？债券？或许是一张养老保险单，就是电视、广告上常能看到的用黄叶簌簌落下的秋景做宣传的那种保险。

最后他只找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储蓄账簿，还有父亲的党员证。父亲在1981年安然离世，坚信自己的信仰是形而上学的永恒秩序。他看到了自己上幼儿园时画的画，被收在一个带橡皮绳的纸质文件夹里。他有点感动，从没想到她还攒着他的画。他还看到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用蔬菜、鱼、肉、水果做罐头的菜谱。每种做法都独立成页，每种罐头的名字都包含稍许润饰意味——饮食词汇也是需要美的。“带芥末的辣味菜”“德拉安娜腌南瓜”“阿维尼翁沙拉”“克里奥尔牛肝菌”。有些菜名起得有点儿标新立异：“苹果皮果冻”或者“糖拌菖蒲”。

这让他产生了去地下室看看的想法。他已经好多年没去过那儿了。但是她，他的母亲，很喜欢在那儿待着，他也从没觉得奇怪。当她觉得他看电视球赛的声音太吵，而她的抱怨又越来越没用的时候，他就能听到钥匙相互碰撞、接着门被狠狠关上的声音，然后她就会消失很长一段时间。那时他就会觉得这下天下太平了，开始逍遥自在地干自己最爱干的事儿：干掉一罐罐啤酒，盯着两伙穿着不同颜色上衣的男人追着一个球，从球场的一端跑到另一端。

地下室看起来格外干净。这儿铺着块又小又破的地毯。哦！他记得在小时候就有这块地毯，还有一个长毛绒沙发，一切历历在目。这儿还有一个带底座的落地灯和一些大概不知被读过多少遍的书。然而，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摆满了罐头的一排排架子。每个罐头瓶上都贴着不干胶标签，上面写着他在刚才那本菜谱上看到的名字：“斯塔霞夫人腌黄瓜，1999”“随口青椒，2003”“佐霞夫人猪油”。有些名字听起来很神秘，比如“干馏四季豆”——他实在想不出，“干馏”是什么意思。罐头瓶子里发白的蘑菇、多彩的蔬菜以及血红的辣椒，激发了他对生活的渴望。他急匆匆地翻找着那些罐子，却没从罐子后找到任何股票或现金。看来，她什么也没给他留下。

他扩大了自己在她房子里的生存空间——现在他把脏臭的破衣服丢得到处都是，地上堆起了喝过的啤酒罐子。他时不时去地下室，拿箱子装一些罐头上来。他单手就能把它们依次打开，然后拿起把叉子，把里面的东西叉出来吃。啤酒和花生，或是咸味饼干棒配腌辣椒，又或是像婴儿一样又小又嫩的酸黄瓜，那滋味妙不可言。他坐到电视机前，思考着新的生活状态，获得的新鲜自由。他有种感觉，好像刚刚高中毕业，一切皆有可能，更好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然而他已经不小了，去年已经过了五十岁生日。但他却觉得自己很年轻，就像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尽管母亲死后留下的最后一点钱马上就要花完了，但他认为还有时间用来做出正确决定。他可以先把母亲留下的遗产吃干喝净。大不了只买面包和黄油。当然还有啤酒。然后可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为这个事儿母亲已经絮叨他二十多年了。也许他会去找个职业介绍所——肯定会有工作给他这样年过五十的高中毕业生的。甚至，他或许会穿上那身母亲熨烫妥帖，和配套的蓝衬衫一起挂在衣柜里的浅色西装，去城里转转。只要电视里没有任何足球比赛节目。

他自由了。可是没有了母亲的拖鞋踩在地板上的嗒啦声，那种他已经习惯了的单调声音，和她那一贯低沉的嗓音：“你能不能别看电视了？去交个女朋友。你就打算这么过一辈子？你就不能自己找个房子住？这里住两个人太挤了。每个人都结婚生子，旅行，野餐，你呢？我又老又病，还得养活你，你怎么就不害臊？先是你爸爸，然后是你，我得给你们洗衣服，熨衣服，买东西。这个电视机害我睡不了觉。你一看就看到天亮。你整宿整宿地都在看些啥？就不烦吗？”她就一直这么絮絮叨叨，于是他买了一副耳机。问题解决了。她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他也听不到她的唠叨了。

现在他又觉得太安静了。她曾经整洁地摆放着玻璃橱柜、铺着漂亮桌布的房间，堆满了空包装盒、罐头瓶和脏衣服，渐渐散发出一股怪味——发出恶臭的床单、舌头舔过的锡罐上长出的霉斑产生的气味。那房间完全封闭，从不通风，可着劲儿腐烂、发酵。某天，他想找条干净毛巾，在衣柜底下又发现了一批罐头。它们被藏在一堆床单和羊毛线团下面——地下军，第五罐头阵列。他仔细打量这些罐头，和地下室那些相比，它们的生产年份显然不同。标签上的字都掉色了，多是1991年和1992年，偶尔也有个别年代更久远的——比如1983年，还有一瓶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