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素菜也已经洗净切好码在盘子里，只等我放下书包洗手洗脸的工夫，母亲就炒好菜开饭了。饭后我写作业，母亲则收拾碗筷，打扫下卫生，检查我作业，然后，洗漱休息。
日复一日，这就是我和母亲的日子。
不出意料，再过四年，考个985，再次点211，平常事。
只是，突然有一天，不等下午放学时，我就被小姨从学校直接接到了县医院，看得到医院东北角低矮的太平间了，小姨才告诉我，母亲离开了我们。小姨的原话是，良良，你妈妈，不在了，心肌梗死。
那一天，看着躺在太平间存尸箱里脸色灰白的母亲，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小姨摇了下我的胳膊，说，叫，叫妈妈呀。
我叫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刚进去时，太平间一下挤满了我进来之前看到的三五成群站在前面空地上说着什么的人，但他们很快又出去了，我还是站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死去的母亲，像一下子缩了水，又瘦又小，薄薄的一层，紧贴在盛放她的金属盒子上，早晨送我去学校时穿的浅灰色运动服里空空荡荡。右手食指肚上的创可贴一头翘了起来，左边的嘴角上不断冒出白色泡沫，这让我想起酩酊时的父亲。我怀疑小姨的话有误，母亲只是喝醉了，很多时候，爸爸喝醉了酒，就是这样。
我看了眼小姨，小姨朝我点了下头，乞求地盯着我，我知道她在说，叫妈妈呀。
但自始至终，我没有叫出来。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一个人活着和死去，是不是还是同一个人。到现在也没有想出眉目，这样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显然是过于深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有母亲和没有母亲的我，不一样了。母亲在时，不用想那么多，吃饭睡觉上学打游戏，都是一种习惯。每天听着母亲在餐桌上收拾早餐，我就醒了；听着母亲在卫生间洗漱，我就睡了；看着母亲拿着我的试卷暗暗皱下眉头，我就知道该加把劲儿了。母亲像太阳，我只随着她转动，一切都那么简单。
失去了母亲，我的世界整个地乱了。我整宿整宿瞪着大眼，茫然地看着天光从帘缝里一丝一丝透进来，恍恍惚惚到了空荡荡的学校，才想起是周末。不是周末的日子，看着老师一走上讲台，我的眼皮就沉得抬不起来，有时候连着睡三四节课。刚开始老师是心疼我，后来就懒得搭理我了。
成绩——都来东技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不想说我失去母亲的伤痛，因为失去过的人不用说；没有失去的人，说了，也不会懂。
“狱友”们有说有笑地从餐厅回来了，看他们欢快的笑脸，好像永远不会有当工人的一天似的。他们沉浸于对自己英武的想象和即将开始的军训新体验，我则默默地将世界上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有母亲的，而另一类，是没有母亲的。
他们是有母亲的，而我，是没有母亲的。所以，即使我们都一样要在刑期结束后进入另一个刑期，他们仍然比我快乐。
你怎么不试下？不合身明天可找戴维换。
我抬起头，看到一张圆圆的笑脸探在我的床头前，灯光打在后脑勺上，映得头发微黄。这是第一个向我表达友谊的同学，遗憾的是我一句话把本可以迅速建立起的友谊毁得一干二净了。
我说，用你管！
我看到床头前的笑脸上两只瞳孔疾速放大后慢慢黯淡了，他甚至窘得不知道该怎么转过身去，就那样在我床头边停留了好大工夫，直到凑到壁橱前翻检藏书的彭浪说，快来，快来，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那只浑身长满腿的蚰蜒，或者说只有两条腿的彭浪，救了陈浩南一命。陈浩南跑过去看了一眼，回身从他壁橱里撕了块卫生纸，将手和头都探进彭浪的壁橱，用卫生纸垫着把蚰蜒抓了出来。
钱串子，有毒！
陈浩南大声说着跑出宿舍，我们都知道他是去把蚰蜒往公共卫生间扔了，只是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
我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但硬着头皮没道歉。
“受了惊吓”的其他三位“狱友”又重新开始讨论起刚才的话题——军训教官会不会体罚我们。一个说不会，我们是来上学，又不是犯了罪蹲监狱，凭什么打我们？说得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另一个说一定会体罚，说不定还会动手打人，军训不是上课，教官也不是老师，虽然不是蹲监狱，但做不好体罚也正常啊。他们的话差点让我笑出声，但我没笑，是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谈话的刻意，虽然我还没有听他们说过多少话，但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这几个人，这几句话，不是在随意聊天，其实是在努力化解由我造成的尴尬。虽然我是冲着陈浩南去的，但是造成的尴尬不适，是大家一起承受的。
等陈浩南回来，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除我之外，其他四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同陈浩南说了几句。谁都听得出来，大家都想让陈浩南高兴一点。虽然直到入睡，陈浩南也没高兴起来。
但当年的那个少年，并没有为此感到惭愧。相反，他感受到了邪恶的快乐，内心里有种报复世界后的满足感。虽然这个屋里的人，此前没有一个对他有敌意。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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