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业的兴起，首先是制定了整齐划一的标准和规则。中国近代的落后，就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在工业时代对决中的落后，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我们要想摆脱农耕习惯走向智造强国，必须要有严格的，甚至是严酷的工业标准。
真有学问！我派陈浩南阴阳怪气儿地说，你不去北大清华深造下，真是白瞎了这么个人儿了。
林幸哲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不去？我现在不去，就代表永远不去吗？
陈浩南被噎了一下，低头嘟囔道，癞蛤蟆打喷嚏，口气不小。
林幸哲说，当然，感觉理论课毫无必要的，可以不学嘛。没人逼你，逼你也没用，是不是？
我派后来我知道他叫王赫的男同学边划拉着手机边回过头说，听你讲话，真的是，咋说呢，我可不是想抬杠啊，就是真心认为，你这样的叫啥呢，该叫青年才俊，和我等坐到同一个教室里，我们感觉有点，有点啥呢，有点配不上你。这真不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关系，这是人与人的不同，我和你好像不是同一个物种。
我派有几个同学鼓掌鼓励。
林幸哲摇摇头，轻蔑地笑了下，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各位，请便。
说完，坐回座位上开始翻看课本。
我百无聊赖了，翻翻课本，没一本看懂的。翻到底，抽出语文课本，翻翻后面，看有啥有趣的故事啥的。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完了。
下课回到宿舍，回忆这一天，有点小惊喜，又有点小失落。小惊喜是燕尾服带来的，小失落呢，感觉事先设想的自己的那种酷、帅、个性，一点没发挥出来。没进来之前，我以为和别人不一样，和那男同学说的那样，我以为我就是因为家庭变故放任了自己，考试时没有考好才来了这里，这个学校，这些同学，都配不上我。但一天下来，又找不到任何一点自信。
咋想，咋有点泯然众人矣之感。
我想着想着，竟然歪在被子上，睡着了。
我是带着一点伤心和失落被“狱友”们喊起来吃晚饭的。待我确认自己真的清醒了，捂紧头上的棒球帽坐起来，看到狱友们身着齐整的迷彩服站在地上，不自觉地一个个昂首挺胸的，像待检阅的队伍。走啊，彭浪抬头朝我招了下手，和大家一起出去了。我想滑下床去，但感觉浑身无力，拿手撑一下床铺，胳膊和面条一样，我索性又躺下来，反正，三顿五顿的，也饿不死人。
楼道里是杂沓的脚步和叫闹，节日般。
不快乐的人只有我一个。
我不由得摸摸左胸口，那里有一张小小的纸片，是母亲的照片，这一刻，我是多么想她。
从小到大，具体一点，从六岁开始上一年级到初二，我就一直是母亲的骄傲。每次大考，几乎从来没落下过前三，年底班主任老师手中那沓奖状里，一定有我“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的两张。当然，谁都知道，虽然名目不同，奖的主要都是学习成绩。我考得好，也没感觉费什么力气，当什么事成了一种习惯，就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额外的付出。
可母亲每回都接过奖状，郑重地看上半天，脸上的光芒都让我有点睁不开眼，母亲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儿，说，我们家良良最棒啦！
到这里，我彻底明白了，我和姐姐的那些奖状，不过是我的母亲聂秀芳女士的母性光芒之余辉。当我初二下学期期末考试前，这层光辉一朝尽失，我的世界，就此陷入无底黑暗。
那时候，母亲在我心里，就只是母亲那么简单。不像别的同学的母亲，同时是某个单位或部门的干部，某个公司的财务或工人，某个店的老板。我母亲，除了必要的去菜市场、看望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平时很少出门，就是在家等着我放学回家。原来，还等父亲和姐姐，父亲后来越来越忙，基本住在公司，姐姐外出上了高中、大学，后来参加工作，母亲等的，就只有我了。
失去母亲之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她老家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县工商局，在工作中认识了当时在别的公司跑业务的父亲，还谈起了恋爱，在外祖父母一家人的反对中，嫁给了父亲。我父亲很快独自创业，橡胶公司风生水起之后，应父亲的再三要求，母亲辞职，做了全职主妇。
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像别的同学的父母那样，因为忙于生计而耽误了接我放学。幼儿园和小学时，看到有的小朋友滞留在学校传达室，我就想，怎么回事儿，爸爸上班，妈妈到哪儿去啦？幼儿园和小学离家近，母亲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上幼儿园时，我出了校门，母亲一定会站在学校大门左手边第三棵梧桐树下等我；小学时，往校门口右边走，转过路口，母亲在路口小小的花园中间巨大的石头前。我从学校奔出来，远远地喊着妈妈奔过去，从母亲手里接过白色的小玻璃奶瓶，在母亲“慢点喝慢点喝”的嘱咐声中咕咚咕咚几口喝完，然后转过两三个路口（往西拐就是三个，往东拐就是两个），在转角的牛奶店前跳下自行车，跑进店还瓶子，再跳上自行车，和母亲一起回家。母亲出家门之前，就已经熬好了稀饭，电饭煲里米饭也好了，肉菜在炉灶旁边一两只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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