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我嘴里——小学校门口那个卖竹筒粽子的伯伯刚推着车经过，香味刚刚飘进我的鼻孔，我就被从水里拉起来了。
几只手强硬野蛮地把我从水里拉起来，我这才发现，水刚刚没过我的膝盖。
我被一左一右两个人拽到岸上，一阵猛烈地咳嗽干呕过后，一个人捶捶我的后背，问，里面堵吗？
嗯。
我点点头。
他又转到我前面，拿手在我胸口敲了几下，这里堵吗？
嗯。
我又点着头，突然想起，我的帽子！
是，帽子，就在那丛睡莲旁边。
我的帽子，我的帽子！我喊着，重新跳进水里，踉跄着扑过去抓起来捂到头上。
刚才下水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已经又跳了下来，看我往回走，就又爬上去了。
这边没有路灯，我侥幸地想，也许他们没人注意我染了头发。
我不知道是在我入水前还是出水后，湖岸上很快聚了二三十个同学，他们七嘴八舌地指责农建系，说他们春天整修这边的设施时，没有注意早已磨得溜滑的岸沿儿。一个人说，该换上花砖或火烧板，最好再装上护栏。又有一个人说，他们湖边就换了新石板，冲着路口的地方，还种上了花草和树。
每次想起这些，想象着雁栖湖装上护栏的模样，我都不禁发笑。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太容易忽略极端事件的核心，而把其中能考虑到的周边因素，横加指责和干预。忘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该具备必要的生活常识，虽然什么样的年龄阶段该具备哪个范畴的常识，并没有严格的标准。比如，跳楼和跳水自杀的人的家属要向建筑所有者索赔，说他或他们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在学校受到批评回家喝药自杀的学生家长同时向学校和卖农药的商户索赔；在商场电梯上嬉戏的孩子夹到手要向商场方面索赔——这些现象，有时候让我感觉这是因为我们进入了法治社会，但转而又想，法治社会似乎更应该注重公德，注重常识。特别是越过常识，去追求法律的答案，看起来严肃谨慎，细想又有些荒诞不经。
不知道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为学校的管理失当追究学校的责任。当然，这只是想想，他不会知道的。就算是知道了，就算是追究了，也不是心疼我，而是出于商人的本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
这样想我父亲，有时候，我心里有点不安，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想，能看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是一种能力；看清能容纳，是一种胸怀。虽然大多数时候，我感觉自己并没有做到容纳。希望我年纪再大点，比现在做得更好一些吧。
我站在湖边，被那么多人围着，有点蒙，不然我不会被他们拉着，又往医务室走。
但是怎么说呢，是不是这样，就算在我自己心里我都不肯承认，我其实，很想再回去。这是不是就是情感和理智难以调和的矛盾？尽管很难说清楚逃和回，两者受情感和理智操纵哪边多一些。
有时候对我们重要的，恰恰就是这些难以量化的东西。这也是教育与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吧，因前者涉及心灵，而心灵，该用什么单位标示呢？怎么计量呢？
还未走近，我就看到里面满满当当，姚曼老师（我终于想起她就是我报到那天见到的那个女老师了）、杜兰亭大夫、管学生工作的顾作新处长（当时这些人，我还一个也不认识），还有两个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分辨出的年轻老师，和刚才接待我们的穿白大褂的学生助手，把受伤的女孩连同她坐着的床紧紧围住。我连她的头发丝都没看见一根，心却更猛地狂跳起来。我把住门框，拒绝被两个从水里抓起我的学长（往这边走时我看清了，他们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没穿迷彩服）带进门。
我说，我没事儿。
这可不行。其中一个学长说。
后来我知道，他是15级能源化工系应化三班的方平，一年后考进了曲师大，我们后来成了很好的哥们儿，现在经常在微信上联系。方平说，这可不行，池塘里水很脏，如果呛进肺里，会生病的。另一个点着头，附和说，是啊，是啊，稍等下吧，让杜大夫看看。不然，我们没法交代。
我说我不用你们交代，是天太热了，我自己跳进去的，我就是想凉快凉快。
我╳，方平上下看看我，骂了句脏话，真的还是假的？你是哪个班的？
你是哪个班的，这句话，在学校里，常常不是一句好话，常常意味着你做了不好的事，意味着这件事，需要向老师、学管处、相关部门甚至院领导报告。
我须臾间意识到说故意跳进去这句话后果的分量。我飞快地转动脑筋，说，也不算是完全故意，我往南跑时，风把帽子吹进湖里了，我是下去捞帽子，不小心绊倒了。
捞帽子？
方平他们对视了下，方平说，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我也不知道哪句是真的了。只是，水里是迈不动腿，泥很深，草也多，很危险哪。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自己有数，没事就好。
我让方平他们走，但我还不想走。我要走了，可能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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