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嘴去接，然后迅速从床单上捏起碰到屋顶又没接住的面饼送进嘴里，说，嗯，嗯，嗯——考大学？嗯——嗯了半天，没再嗯出一个字来。最后说，我还是学个钳工，学个电工的，比较靠谱。
趴在床上看小说的彭浪摁灭夹在床架上的太阳能充电床头灯，揉揉眼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加油，一路去高吧！
马纯用舍长陈浩南的手机给他邻居打电话代他向爷爷要钱，挂了电话后，马纯说，你考的话，我也考吧。你看，我们都不会唱歌，这不也拿了一等奖了。孙翔说他从来不会说相声，这不，张大志一逼，这不也成了“翔云社”。
彭浪说，这个家伙是最奇怪的，嘴唇厚得跟棉裤腰似的，比余则成的嘴都严实，谁知道嘴皮子这么利落，炒豆子似的，真是人不可貌相。
别说别人，王一凡说，你就说你考不考？
我嘛，彭浪想了想，说，我不想考大学，也不想当个什么技工，我就想读书，再进一步呢，我想尝试一下写作——
哎哟——陈浩南长吁一声，浪啊，咱这是想当托尔斯浪呀！
哈哈哈，我们大笑起来，后来，托尔斯浪，成了彭浪的外号，传得响着呢，随着他后来在校报上接连不断地发文章，名声大噪，后来，他有一次，还用托尔斯浪作笔名，很火了一把。
我听马纯嘿嘿地陪着我们笑完，自言自语地说，嗯，考，考吧。
当时，他说得随意，我们也都没有在意，但他接下来一鼓作气，每天最多睡个四五个小时，两年多后考上了曲师大。
不一会儿，邻居用微信给马纯转了钱过来，马纯把手机扔给陈浩南。陈浩南翻开手机，掏出掖在褥子下的小账本儿在马纯的那一页给他在收入一栏填上1000元，算了算，又写上余额。陈浩南把笔帽扣好，对马纯说，你结余832.5元哈，别搞错了。然后把笔挂小本本上，给我们传阅了一遍后掖进褥子下面。说，要不，我也去考？唉，我再想想，再想想，我不能干什么都做分母，但不试试吧，又不有点不甘心，等明天我问问——
哎哟——
我们一齐叫起来。
指导我们练歌的市音协的苏副主席，在艺术节开幕前表扬了我们，并把刚录制的和第一天指导我们演唱时的视频做了比较，说，嗬，算是像模像样了呀。
不知道是苏副主席鼓励我们，还是我们唱得真有点模样了，接下来的艺术节，我们声乐演唱会排在第三场活动中。周一和周二，我们接连参加了音乐会演、戏剧会演、曲艺和舞蹈会演，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被身边看似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同学们惊到了，我们隔壁电气二班那个天天一只脚上的鞋带甩来甩去的小个子，竟然会拉大提琴，我第一次被一支不知名的乐曲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我才知道，我听到的这支乐曲叫《杰奎琳之泪》，是由十九世纪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作曲的，据说是最悲伤的大提琴曲。一个世纪之后，真的有位叫杰奎琳的音乐家，把它演绎到无与伦比的境界——世界，真的是太奇妙；我们在雁栖湖边经常看见的一个穿着一身蓝白相间的运动服的胖女孩，原来钢琴弹得这么棒，一首《月光曲》把《杰奎琳之泪》郁积在我心里的悲伤的冰雪消融了；食堂天天穿着件白大褂、手挥一把大铁勺帮我们盛绿豆汤的师傅笛子演奏的《二月里来》，让每一个人都好像春天的芽苗般欣欣向荣了起来；方平和另一位同学表演的相声《化学超人》表现了一个化学老师勤奋又搞笑的一天；汪闪闪六个人的拉丁舞剧《穆桂英挂帅》融贯中西，把传统戏剧中的戏服全部做成了超短款，穆桂英时尚而飒爽英姿——两天下来，和做梦一样，为平素不起眼的同学们的才艺惊叹，同时又感觉，好像校园里这些楼，树，曲里拐弯的小路，还有我自己，我宿舍这些家伙们，好像哪儿哪儿都不一样了。
周三上午，我们观赏了管理学院文秘班根据本地一位青年作家的小说改编的话剧《最可疑的人》，女主被凌辱的一幕震撼了我：一束光，打在蜷缩在墙角的女人身上，她抓着自己蓬乱的头发，抬起头，目光直直盯着观众，喃喃地说，善良的王建国呢，勇敢正直的赵强呢，老实人老吴呢，你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
一千多人的礼堂鸦雀无声。
我攥着拳，恨不能跑到台上，把女人口中那几个东张西望或麻木地坐在一棵树下的人拽起来，踢着他们，让他们去救人。
——那么多节目，让我们笑，让我们落泪，让我们心口像堵了块石头，让我们又怦怦心跳，浑身充满了力量。再看走下舞台的同学们，身边的同学，熟悉的，不熟悉的，原来，同学们，也这么奇妙，原来，技师学院的生活，这么丰富，出人意料。
我有点词穷了。
我们的合唱，拿了三等奖。我们的心里，一面开心，一面又有点不开心。开心的是我们竟然真的拿到奖了，不开心的是，毕竟只是三等奖。我们相约，下一次，早找苏副主席来指导，选个难度更大，更好的曲目。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个人都能切身体会到，校园里的氛围不一样了，我们有了那么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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