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很早，比亲人们后来猜测的都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母亲，可能是一忍再忍吧。
母亲走后，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姨小姨姑姑和邻居亲戚们口中，我都听到了说母亲“这么狠心，扔下两个孩子就这样走了”等类似的话，起初，我也感觉，母亲不要我们了，太伤心了。是对《黑暗中的舞者》的不断回味与思考，让我与母亲通了悲情——作为一个人，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不啻是一种幸福。也许，有人说这是傻，但是，我总认为，这比“好死不如赖活着”有尊严一万倍。
那时候，周末和假期，母亲“恩准”我和姐姐一起观赏，条件是，看完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必须写一篇不低于五百字的观后感。我和姐姐，为了看剧，含泪答应了这个不平等条约。也是从那时，慢慢地，我的作文成绩好了起来。
让我想想，这些年，我看了多少电影电视剧啊，东方的西方的，现实的荒诞的，古装的现代的，悲剧喜剧科幻剧——太多太多，好多我已经忘了名字，但剧中的某个细节，时不时会或应景或毫无理由又猝不及防地在脑海里闪现一下。比如，我走在夜晚的街上，经常会想起忘了名字的电影中一个没有五官的面孔从而恐惧到飞奔起来，只因为离我不远的路灯造型看起来和那电影中的（其实我已经忘了是那部电影还是另外一部电影）相似。比如，我常常看着初中政治老师的板书，想起《十二怒汉》里那个把刀玩出花的高加索医生，因为政治老师和医生一样秃头，并且拒绝同别的秃顶的人那样，把一侧的头发养长梳到另一侧企图遮盖。比如一从电视里看到京剧演员于魁智，就想起《大宅门》上白玉婷，想起她在万筱菊避祸到她家时她选择避开，在她兄长白景琦不解时，她说，我嫁的，是照片。于魁智和万的扮演者宋小川，都是后来我上网搜后才知道的名字——是看在白玉婷的分儿上。她对待感情和婚姻或者说人生的态度，先是让我感觉好笑，后来感觉悲哀，而后有些不解，到现在由衷地钦敬。一个虚构的人物，塑造了也许将继续塑造着我的价值观，我也开始由此，开始严肃地思考起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等等看起来高深玄妙的问题。姐姐在我不多的欲与她讨论类似问题之后，给我起了个外号：广安县大营乡成家庄三队第五生产组第一哲学家。这是一九七八年包产到户之前，我的祖父母和父亲所属的生产组织。当然，只是用前边的最后一句话说清楚这事儿，我就费了好些心思，这些名词对我来说太过遥远和神秘。我无法想象我的祖辈经历过的那种年代的风雨，这些过于真实的、渗入我血液里的因子，就像此刻停驻在窗前，渐渐模糊的戴维的剪影，反而让我不能轻松破译。
直到现在，我仍然说不清当时戴维对我提出参加高考这件事是支持还是反对，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不愿直接给别人建议意见的人。但有他在身边，你又好像始终面临着某种选择，在这种选择里，你知道哪种对，哪种错，不是他告诉你的，却又来自他那里。
这真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从想到这个问题，我一直奇怪，到了现在，不久前，我刚刚自以为想明白一二，那就是，每个人，对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心里其实是清楚的，之所以得过且过，稀里糊涂，无非是不愿面对现实，想要逃避，无非是懒惰，无非是没有勇气去尝试——起初，我想戴维因为是老师，是班主任，对我来说代表着学院内的最高意志，所以，我从心里有惧怕。后来，我又感觉不太对，我翻来覆去扪心自问，我怕戴维吗？答案是没怕过。那就是，从内心里对戴维的尊敬，他是老师，再怎么说，尊师重道，是我们自小受的教育和熏陶，这一点，应该是有的，但不是最主要的。最后，也就是前不久，我骑着共享单车去金融港买炒菜用的铲子（其实最后在售货员的推荐下买了一把不锈钢长柄勺）回来，走到戴维家小区旁边时，看到他穿着蓝灰色衣裤，提着几根芹菜，耸着右肩，在人行道边一棵又一棵根部刷了一截白色石灰水的梧桐树下走过，每走一步，手里提的芹菜往前荡一下，我一只脚踩住路牙石，坐在自行车上，看着他荡悠荡悠地走，突然说不出地心酸。我知道他进了小区北门，往南走约二百多米，走到并排四个垃圾箱的小路口往西转，再往西第三栋楼，就是他的家。他从那扇由于被挂绳拴住而废弃了的防盗门里走进楼道，踏上灰色大理石楼梯，手里的芹菜时不时地碰到楼梯的空心不锈钢管，发出嘣楞嘣楞的响声，也许，他听见了，也许，他并没有听见。他走过一段阶梯转上另一段，转啊转啊转到自家门口，在门口掏钥匙时，他家奶奶就从里面开了门——那一刻，我想明白了这个问题。
——他对我好，我不好好干，看见他，我就心里不安。
那晚，我向423宿舍诸君宣布了我的决定，除我之外的四个人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陈浩南认为我受了刺激，原话是：“你好好冷静一下再说，这可不是小事儿。”说这话时，他虽然是坐在床边仰头看着我，满眼满脸的怜悯，对我的心疼或者说可怜想捂都捂不住。
王一凡坐在上铺干嚼方便面，他用手掰下一小块面饼，朝上一扔，仰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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