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上天的馈赠。当然，你别误会，我说的上天，是造物的意思，不是指哪位神仙。你用世间的普通道理和规则来解释它，就说不通了。哲学家康德认为，当人类的理性能力面对超出理性范围的问题来给出思考的时候，就会相互矛盾。你想想看，从这话看，你刚才的观点是不是就有点绝对了？我还记得《傅雷家书》中有段话特别好，大意是讲感性的美和理性的美的，一大段，结论是这两者还是要平衡一些。不理性很可怕，但凡事都要循着你认为的“理”，也很可能会钻进牛角尖。
也许是看着我满脸的惊异与困惑，姚曼老师说，就算是要讲理，也可以慢慢来理顺，不急在一时，要有耐心，我想，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凡事应该都有个答案吧。
这样吧，公平起见，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看着那个紧张的少年，目光还是没有变得活泛，只随着姚曼老师的步伐在办公室来回游移。
有个青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读了技校，毕业后，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到老家镇上的小学，当了民办老师。他老家落后，就算是在镇上，也只有镇政府前边半条柏油路，全镇都在山坳坳里，去县城只有一班车，一周一班。他村子离镇三十几里，好心的校长腾出一间放煤的房子让他住，冬天取不上暖，手背肿得跟馒头似的，冻得捏不住粉笔，但他很知足，因为一个月有一百八十块钱工资。他爹娘一年可能都攒不下这么多钱。青年每周五下午向西穿过半条镇街，到往西北的路口等卖完洋芋回他们村的拖拉机，周日下午再花一块五毛钱，坐一周仅一班的车回镇上，在镇口下了车，再步行穿过那半条镇街回学校。这一来一回，大半年的工夫，这青年引起了镇上铁匠铺老板家闺女的注意。
青年斯文干净，走路目不斜视。肩头网兜不多的杂物里，老是挤着三几本书，你是想不到，这样的青年，在一个落后偏远的小山坳里，光芒多么刺眼。
我好像看到了铁匠铺家脸红扑扑的大眼睛女儿，既热辣又淳朴，像她父亲一年到头守护着的那炉炭火。我还能想象这个青年走过灰扑扑的镇街时脚下踏起的尘埃，迷雾般晃着铁匠铺家独生女儿的眼睛，她既想多看一眼，又怕别人看见。她在他经过时装成往街边倒煤灰，倒茶渣，或者晾衣裳的样子，眼梢随着他走几步，低头轻轻地叹口气。
铁匠父亲干的是粗硬的活儿，但心比发丝还细，没多久就知晓了女儿的心事。
铁匠人缘好，方圆几十里的庄户人都和他相好。所以他一动心思，就有了好些认承跑腿出嘴儿的人。其中一个人缘最好的，把话捎到了青年的小舅那里。小舅在镇农保站卖种子，实诚人，一听感觉是好事儿，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去姐姐家禀报这在他看来做梦都想不到的喜事儿——他姐姐家在山窝窝里种洋芋，人家是在镇上开铺子，打着铁，还卖着县城来的五金和农资。
青年的爹娘欢喜得不行，亲事很快就定下了。爹娘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一半的一半给了铁匠的女儿做聘礼，一半的一半给铁匠买了烟酒茶。还有一半再加上卖了几口窖里的洋芋请匠人——已经看好了地茬儿，翻过年给青年箍口窑。
一切天成。
铁匠的闺女隔三岔五来看青年，一只柳编的提篮里，是枣花馍，是腌鸡蛋，是红糖包子，是一双绣得莺歌燕舞的鞋垫，是一条织得密实的围巾。一来二去，青年看铁匠女儿红扑扑的圆脸、弯眉、水汪汪的大眼，越来越好看，越看越能看在心上。姚曼老师说，来年，就在青年家里的窑洞刚刚砌出门脸儿，刚从隔着几个村的木匠家里拉来的雕花枣红门还没来得及装上，挂在门框上的一大串红皮炮仗还没爆完时，青年却考上师专了。
门接着装，炮仗接着放，窑炕接着箍，他母亲，已经到镇上服装店去看了三回那件红呢子大衣，只等他发了工资去和铁匠女儿一起拿回来，放在那只她已经送到铁匠铺里的已经叠放了三套时新衣物的樟木箱子里。箱子黄铜包角，四面雕着梅兰荷花和牡丹，是她当年的陪嫁。
红呢子大衣没有拿回来，因为正式老师的工资是月初发，民办的是月底发，在月中，他就到省城上学去了。
青年考了学，没有工资，家里的钱，为他定亲箍窑也都掏空了，虽然很思念，但为了省钱，直到寒假，他才踏上回乡的路。坐了两天车，在镇西下了车，先穿过那小半条镇街，到铁匠铺去。
铁匠虽然在镇上开了半辈子铺子，但仍是个厚道人，见了站到门口的青年，捂了脸到后院去。不一会儿闺女的母亲出门见了他，一起搬出来的，是那只他母亲陪嫁的樟木箱子和里面崭崭新的衣裳、折合了那定亲时的烟酒糖茶的钱卷卷儿，还有他写给她的只拆了两封的二十九封信。
闺女的母亲说，九月里，闺女就打听好了去他们村的道儿蹿了去，对他父母说她心里有了别人儿，把他们家给的聘礼送回去了。
青年脸煞白，紧盯着那箱子上的梅兰荷花，让闺女自己出来说清楚。做母亲的羞愧得不敢抬头，说，前日有捎信儿来，说跟着一个耍猴儿的，上了山西了。
青年噎得喘了会子气，转身到镇西头截拖拉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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